曾梵志作品 《最后的晚餐》

近期，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约1.8亿港元落槌，大连万达集团在佳士得纽约拍卖夜场以1.72亿元拍下了毕加索油画《两个小孩》，此事件在市场低迷的艺术界成为热点。人们热衷议论的是近2亿元的价格。尽管我们早已习惯“黄金有价艺术无价”的观念，但上亿元的价格还是会令人咋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惯里有一种“宝贝”观念，越是稀奇的东西一定会贵得离谱，在这种夸张的价值描述中，更多的是一种文学、玄幻、主观色彩。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准确计算出为什么“和氏璧”价值为15座城池而不是16座、13座。

这种祖宗传下来的“无价”思维，集中体现在艺术品收藏中。我们看古代许多珍贵艺术品的定价，会感觉一拍脑袋，张口就来，几乎从来没有准确数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市场”，收藏更像是一种局部的、特殊的交换，这种交换的有效性仅局限在少数社会精英阶层中，虽然号称值钱，但并不能像金银一样实现普遍流通，其流通性甚至不如柴米油盐这些日用品。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征决定了艺术是少数人的游戏。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艺术并不是必需品。一张绘画往往是定成10万元也可，15万元也可，而油价随便涨一毛都不行。中国传统思想里，“艺术”正是因为不能普遍市场化流通才彰显自身价值，要是都跟大米一样就“俗”了。

毕加索作品 《两个小孩》

一直以来，艺术的定价其实都是不规范、不科学的，是凭借个人喜好定出来的。喜欢的可以倾家荡产、一掷千金，不需要的可以一文不值。一旦一个画家名声鹊起，画价就会随着护盘者攀升——我们的艺术品市场中流行的正是这种“主观定价”的方式。严格来说，没有哪个艺术家真正拥有“市场价”。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价是客观理性的，市场价产生的前提就是足够的、反复的市场交易，交易次数越多，产生的价格越靠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凭主观购买艺术品的价格，不能看作“市场价”。

当下的艺术品定价机制，是艺术家定价，画廊在此基础上翻倍。艺术家自己的定价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定价”，按照自己的老师、同学的价格作为参照，再和画廊商量一下就定出了价格。艺术家在为自己的作品定价以后，很大程度上不会再经过市场矫正，人为造成“只升不降”的升值表象。主观定价的后果，就是使艺术品价格缺乏说服力、公信力;艺术家一厢情愿认为自己的作品值100万元，即使有老板甘愿150万元来买，可这并不能说明这件作品可以在银行抵押150万元——我们无法给出确凿的数据证明为什么这件作品值150万元而不是15万元。

在古代的艺术品收藏体制下，主观定价没有问题，但这种熵值太高的定价方式，已经无法适应越来越理性、科学、可分析的现代经济体制。如果艺术品要向着产业化发展，就不得不建立科学、公信的定价机制。实际上今天艺术品的定价机制已经成为艺术产业最大的绊脚石。没有市场价，艺术就不能成为合法的、公认的资产;艺术不是资产，接下来的一系列诸如抵押、金融化、证券化的商业行为一概无从谈起。不仅如此，连最基本的艺术品销售都会遭遇困难：假如一个国企花大价钱购买艺术品，那可能就要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诘难。

这种困境的出路就是，让市场为艺术品定价，而这首先需要艺术市场制度的改革。当下以艺术品收藏和艺术品投资为主的艺术品市场机制，其盈利的核心，实际上是借助于中国艺术教育缺失而导致的信息垄断。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有很强的“黑市”色彩。价格、资源、藏家都在这个系统中被神秘化，某种意义上已经构成一种垄断机制。如果不经由画廊选择，艺术家就无法进入这个市场机制，无法获得“合法”的作品价格——这些显然与自由、开放的市场发展方向相违背。

已经被收藏的艺术品流通性有限，那我们就在收藏市场之外开放一个大众艺术消费市场。目前一切产业经济的前提，都是大众市场的开启，没有大众消费凝聚起来的庞大购买力，仅靠投资市场和收藏市场，完全不足以支撑产业经济。当艺术品可以直接面对大众定价，同时接受市场矫正时，其价格就会越来越准确，交易数据也会越来越丰富，进而由此影响收藏市场的价格参照。

当然，这会带来阵痛，但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艺术品会降价”的事实，正如我们需要学会接受银行原来也可能破产一样。

（注：本文来源 艺术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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