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国内很多年轻艺术家都认为在当代的中国做艺术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他们或许认为，国外的年轻艺术家的非常幸运有着他们梦寐的环境与机遇。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做艺术对于西方年轻人来说既容易又困难。容易，是因为做艺术完全是个人选择，不受外界态度的干扰，只要你认可自己做的东西，他人无法轻易评价你的创作。说到困难，则是因为西方社会的艺术领域体系成型，运作机制成熟，一名新人想要跻身这个行业，需要相当时间的打磨。在西方的艺术界，不到35岁的艺术家是很难找到画廊代理的，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年轻艺术家只能找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一边打工一边慢慢做自己的艺术。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职业取向相对狭窄，现有的艺术文化或设计类机构往往已经人满为患，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更无力提供多余的就业机会，这样他们的生存环境便更加如履薄冰。

也有一些家庭经济实力尚可的艺术家，他们虽然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创作，但也只能和其他同龄艺术家组织非正式的自助展览，这些展览多数是在艺术家的工作室或仓库里举办，规模较小。即便如此，对于他们而言介入专业的画廊还是非常困难的。能够被一家著名画廊代理的年轻艺术家，除了天分外，往往还要有着机遇，也就是说没有相对的人际关系脉络，跻身市场是十分困难的。

达明.赫斯特 《献给上帝之爱》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艺术市场曾经大举推出过一批年轻艺术家，其中英国年轻艺术家团体可谓蜚声一时，闻名遐迩，其中的达明•赫斯特更是成为当今艺术市场的神话。当年的幕后推手萨奇——英国广告大亨兼收藏家，成就了这一神话。YBA出现时的特有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机遇。YBA的创作以触及禁忌、挑衅常识为主，在刚刚露面时就引起了一片社会哗然。已经熟悉了各种奇怪艺术形式的西方大众，也对YBA的离经叛道难以适应。而萨奇等人恰恰看准了这些年轻艺术家的价值。上世纪90年代的西方艺术界刚刚经历了80年代的经济疲软，90年代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的流动，则为当代艺术品流通和打造艺术新星做好了铺垫。能够担此重任的艺术家，则需要到还没有被艺术史和艺术评论挖掘到的新事物里去寻找。YBA的极端与反叛带有前所未有的激烈姿态，这恰恰中了以追求独创性为目标的当代艺术逻辑。萨奇的运作无疑改变了近几十年来的艺术市场运作模式。近二十年来，西方艺术市场出现了用广告方式操盘艺术家、拍卖行与各大媒体及艺术机构交相呼应的合作等现象，这也是导致艺术界保守派对艺术泡沫的批评有增无减的重要原因。

YBA的模式是否还能重演，这恐怕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界会关心的问题。然而，时隔十几年，很多客观原因决定了这种神话恐怕很难再出现。首先，近二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已经穷尽了各种可能。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艺术家曾经做过比YBA更出格的作品，但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国际艺术舞台的边缘地带，根本无力进入西方的视野。而最近十年来的艺术实践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等方面几乎所有艺术可以探讨的问题，不被当代艺术介入的话题几乎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寻找具有戏剧性或爆炸效果的“独创性”艺术，越来越难。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艺术形式颠覆后，整个当代艺术界处于一种回归“平庸”的状态。艺术的独创性只能以多元的、复数的、零散的形式存在于广泛的艺术创作中，却难再形成烟花般的独家姿态。以出位来博镜头已经行不通了。

而在中国艺术界，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基础建设对于青年艺术家是十分鼓励的。各类画廊、艺术空间、美术馆、艺术市场机制等对青年艺术家的打造势头都很有帮助。而且还有更多的艺术区、文化机构还会借助文化政策和文化经济形势产生。运作这些艺术空间、满足艺术市场的流通，都需要相当数量的艺术家与作品。老一代艺术家在经历一层层的市场筛选与定价后，缺乏价值的更新空间，新生代年轻艺术家无疑成为市场看好的潜力股，是未来的财富来源。这一的形势，给了中国年轻艺术家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无论从可见度还是从认可度来看，中国的年轻艺术家都拥有更多被艺术界和市场接纳的机会。

当代艺术在中国像是一份还未开垦的处女地，许多怀着雄心壮志的操盘手都盼望能够打造未来的市场明星。然而，这样的打算未必能全盘实现。中国文化的整体素质与水平还有待提高，这恰恰是中国艺术界与西方艺术界差别的源头。在西方，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高学历的年轻人在公共艺术机构或艺术院校图书馆做着很基本的工作，这在中国会让人感到可笑。但反过来思考，若是任何公共文化艺术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有着严谨充实的知识系统，那么他们为普通大众带来的服务又将有多么专业。有个关于法国美术的笑话，说巴黎美院图书馆的接待员都是博士毕业，有时向他们询问一本书，他会告诉你在哪家图书馆或哪里还能找到相关题材的作者或作品，这种现像在中国是十分稀少的，这就是差别。西方社会中，再普通的大众，从小受到的文化与艺术熏陶也是相当深厚与严谨的，更不要提在这样环境中建立的艺术体制与其中的艺术家。在这方面，中国的各个相关行业，都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