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约1308-1385),字叔明,湖州人。他出身于书画世家,其外祖父是赫赫有名的赵孟頫,外祖母是管道升,无论从哪方面看,王蒙承钵家业,走向书画家道路都是极其自然的事情。王蒙自幼天赋秉然,其好友杨基在《黄鹤生歌,赠王录士叔明》一文中对此有着近乎夸张的描述,“黄鹤生、骨相奇。金衣玄霜裙,纤指而洪髀”。也因其天资聪颖,王蒙年少时就已经才名卓著,《草堂雅集》中记录其“强记力学,作诗文书画尽有家法,尤精史学。游寓京师,馆阁诸公咸与友善,故名重侪辈”。王蒙的画学承袭其外祖父一脉,倪瓒对此也说过“允尔英才最,居然外祖风”,用董其昌的话来说就是“王叔明画从赵文敏风韵中来”。
王蒙诗书造诣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画,诗文书法修养源于他的父亲王国器。王国器不仅擅诗文通格韵,而且还精于书法,小楷写得筋骨舒展,劲健俊逸。王国器还深谙画史,尤擅借画史典故来影射现实,寄寓对元蒙统治者的反抗情绪,这对王蒙的史学和诗文书画民族气节的养成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陶宗仪对其诗欣赏有加,作诗云:“黄鹤山中夙著声,丹青文学有师承。前身直是王摩诘,佳句还宗杜少陵。”将王蒙的诗与王维、杜甫的相比,亦可看出王蒙的才情并不仅仅拘泥于绘画而已。
元·王蒙《夏日山居图》 纸本墨笔,118.4×36.5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年轻才俊加上善结人缘,使王蒙声名鹊起,颇受士林器重。元代顾瑛在《草堂雅集》卷十二中说他“游寓京师,馆阁诸公咸与友善,故名重侪辈”。王蒙在元顺帝至元年间担任过“理问”的职位,对文人来讲,仕途顺利也算是令人骄傲的事情。但由于元代民族歧视的状态,王蒙的官阶虽高,但依旧感到痛苦压抑,当时的文人们也多以“隐逸”为清高脱俗,所以王蒙后来也在自己友人(主要为倪瓒)的劝说下,放弃了官职,于1341年到1360年初期间逸隐山林(如今浙江余杭的黄鹤山),过着“同煮茯苓期岁暮”的生活,以“黄鹤山中人”、“黄鹤山樵”等名号自命。任凭官府多次派人到黄鹤山劝他出来做官,他都不为所动,并以诗言志:“我于白云中,未尝忘青山。城府吾奇观,知往不知还。往者不可劝,来者又谁关?卧看飞鸟还,山青云自闲。”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王蒙开始真正潜心研究诗书画,完成了由“师学创作”到“自创一格”的转变。
随着诗文画艺的成熟和名气的远播,1361年之后王蒙离开黄鹤山到太湖一带活动。随后王蒙被张士诚招至麾下,任长史。他似乎忘记了之前拒不做官的心情,一度热衷于参政,还拜熟通兵略的灵岩观道士心斋为师,研习军事。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后王蒙不满张士诚之政,再次隐退,又过上了“一个钓船千顷月,两株松树满山秋。如今老作江南客,水国渔乡处处留”的生活。这次隐逸让王蒙的书画造诣更上一层楼,达到了顶峰。这段期间,王蒙创作了很多以“隐逸”为题的作品,如《花溪渔隐图》、《夏山高隐图》、《青卞山居图》等。
朱元璋灭元建明后,王蒙再次响应出山,出任泰安知州一职,倪瓒对他这个行为颇为担忧,写了《留别王叔明》诗诀别,此后再无关于他们二人往来的记载。当时朝中右丞相胡惟庸对王蒙颇为赏识,请他去府中赏画,但这却为他招来了灭顶之灾。1380年,朱元璋清算朝中重臣,胡惟庸首当其冲,被冠以“密谋造反”的罪名惩治;几年后,朱元璋又再兴“胡党大狱”,将一些与胡惟庸有过接触的人也加以捕杀清洗,王蒙因赏画事件被牵连入狱,1385年死于狱中。王蒙死后,大家怕被牵连,很多他的画作被抛弃或损毁,比如他与陈惟允合作的《岱宗密雪图》就被当时的收藏者嘉兴姚御史焚毁,后世无缘再见。
因为家学及交游广泛的影响,王蒙在绘画思想上受了很多人的影响,并对唐宋以来的众多名家画风作了细致的揣摩,经过思考和吸收后,王蒙在绘画上呈现出一种真正的集大成的风范。在这之上王蒙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敏与颖悟,自成一派,建立起了独特的技法语言,被誉为“元气磅礴”、“纵横离奇,莫辨端倪”。《画史绘要》中说:“王蒙山水师巨然,甚得用墨法”。从元初赵孟頫创始在纸上用“干笔皴擦”的方法画水墨山水,经后世不断探索、创造,至王蒙时,他将董源、巨然开创的披麻皴发展为牛毛皴、解索皴,并将前人的卷云皴、折带皴融合进来,故而他画的山态势丰富多变,更为重要的是他加强了擦笔的运用,推动了山水画由写实趋向写意,并进一步趋向“超象”。即使在元四家中,他的笔法也称得上最为全面、娴熟。
《夏日山居图》 局部
《夏日山居图》作于1368年,时年王蒙61岁,此画与传世的《青卞隐居图》、《林泉清集图》等,同是王蒙个性最为成熟的纸本水墨山水画的经典之作。《夏日山居图》纵118.4厘米,横36.5厘米,纸本,墨笔。
《夏日山居图》具有非常典型的王蒙后期作品的“超象”风格特色。图绘夏日山景,采用王蒙惯常的长松高岭式构图,山下是6株高耸挺拔、枝繁叶茂的松树,左边向山里,山麓间一所茅屋,有一个妇人在哄怀抱的婴儿。松树的右边是一条溪流,曲曲折折通向深山,又有茅屋隐现。王蒙的山水画中,常画茅屋,而从不画瓦房、楼阁,隐世趣味跃然纸上,但茅屋中又是妇人与婴童,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其磨灭不了的恋世心情。画中后山势渐渐隆起,山上树木葱茏,一派夏日的景象。
王蒙的画作中,山体讲究脉络,也谓之“龙脉”,本图的山体,就以蛇形向上盘桓。山体施以细密而短促的牛毛皴,凸处和边缘处笔少而墨淡,凹处及深暗处则笔多而墨浓,借以表现出山峦的层次和体积感。层层附加的笔触,层次丰富,仔细观察,可以看到由淡而浓,多层叠加的脉络。画中松树以淡墨勾形,偶尔施以重墨,树身以干笔圈皴,松针先以淡墨写出,复施以浓重的焦墨,使之层次分明,愈显清峭挺拔之势。树木与山体皴染融为一体,相辅相成,更增夏日青山浑厚华滋的质感,望之苍苍莽莽,郁葱深秀。至于他笔下的山石是怎样的山石,树木是什么样的品种,花草又是哪类,则完全靠观者想象。相对于元四家中黄公望、倪瓒的简笔山水,王蒙的画显得厚重、凝练,技法完备,表现力深广,似乎更添了几分深沉的意味,这也是多为后人称道模仿的地方。后来清四王之一的王原祁还在自己53岁的时候临摹了这张作品,也是其得意之作,可见王蒙对后世画家的影响。
《夏日山居图》中有王蒙自题:“夏日山居。戊申二月黄鹤山人王叔明为同玄高士画于青村陶氏之嘉树轩。戊申为元至正二十八年”。可见此作是王蒙赠予友人的创作。画上另有明代林瀚题文、清高宗弘历诗题、清乾隆帝诗题并钤印,及清安岐、乾隆内府等鉴藏印共17方。这件作品被《石渠宝笈续编?淳化轩》、《大观录》卷十七、《图画精意识》卷十二、《墨缘汇观》卷五以及《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等著录。
《夏日山居图》是如今可见的王蒙最后的画作,与大多数命运多舛的古代书画相比,它的流传故事虽算不上波澜起伏,但也曾一度险些被送出国门。
《夏日山居图》为王蒙赠予友人的作品,因此,这件作品完成后应为“同玄高士”所藏。这位“同玄高士”应该与王蒙过从甚密,不仅这件作品是为他而作,王蒙尚有《为同玄高士画松峰图》一作传世。此同玄高士乃何许人也,如今已无从考证。根据画面上方最长的一段题跋显示,此后这件作品应该在明代成化年间为朝中官员林瀚所藏。林瀚是成化二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官位颇高。林瀚在题跋中表达了对这件作品的喜爱以及对王蒙技艺的赞赏,并流露出对天地辽阔的向往。可见此时,王蒙的作品已经摆脱朱元璋时期被人“避之不及”的悲惨命运,重新回到了权位重臣等的收藏赏识视野中。
后这件作品辗转被清内府收入,爱在画中题跋的乾隆自然也没放过这件作品,诗赋一首表达了对画中风景技艺的赞赏。后来它也随着溥仪私下偷偷转移宫中藏品而被送出宫外流落民间,但好在流浪的时间应该不长,随即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著名收藏家和书画鉴赏家庞莱臣所得。张大千对此画甚是钟情,多次到庞氏府中观赏此画,1947年曾“背临”一本,2011年上海工美的拍卖会上,这件曾为无锡荣氏家族荣子浩旧藏的《夏日山居图》摹本,拍出了8050万元的天价。
庞莱臣(1864—1949)是浙江湖州南浔人,是近代南浔“四象”之一庞云鏳的次子。他是典型的儒商,以实业的成功支持收藏,最终成就了江南近代民族工业开拓者和中国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鉴赏家两项光辉头衔,堪称实业界和收藏界的两栖明星。著名收藏家王季迁称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中国书画收藏家,拥有书画名迹数千件”。民国名人郑孝胥则称虚斋主人“收藏甲于东南”。据说,民国时期西方人购买我国名画,往往以有无“虚斋”收藏印来鉴别真伪,决定是否购买(凡庞莱臣所藏之画,均钤以虚斋印款)。
虚斋藏品来源首先是上海等地收藏家散出的旧藏,其中早期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狄平子。狄是上海著名的报人兼书法家,从清代同治年间即开始收藏,著有《平等阁笔记》五卷。王蒙另一张传世巨作《青卞隐居图》就曾经狄平子之手;尽管现在并无记载《夏日山居图》是否也曾为其所有,但根据庞莱臣的大部分王蒙作品均购自狄平子之手看来,《夏日山居图》也极有可能曾在清末短暂成为过狄平子的藏品。
庞莱臣收藏巨大,但也并不代表他不出售自己的藏品,《王季迁读画笔记》中提到一件事,20世纪20年代,庞莱臣由姚叔来做中间人,卖了些画给美国的弗利尔先生。当时,庞莱臣兄弟的亲戚张静江在法国巴黎开了个有名的古玩公司,叫通运公司。姚叔来是张静江的代管人。王季迁在笔记中表示他不懂那时庞莱臣为什么把画卖给弗利尔先生,因为庞那时行业繁荣,生活富裕,没有理由因为经济情形而卖画。此处提及的弗利尔,全名为Charles Lang Freer,是北美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重镇弗利尔美术馆的创始人。1909年和1911年,弗利尔曾经两度来到上海,并与庞莱臣会面。《夏日山居图》应该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被庞莱臣委托姚叔来带给弗利尔看的。
《夏日山居图》 局部
但有趣的是,弗利尔本人似乎对王蒙的这件作品并不是很喜欢,根据王季迁后来口述:“当庞莱臣卖画给弗利尔先生时,有几张宋元画被退还给庞莱臣。那时洋人对中国画不像现在这么熟悉。王蒙《夏日山居图》和钱选《浮玉山居图》,庞莱臣开价每张是3000~4000美元。这两张画被退了回去,因为没兴趣。”。
庞莱臣生前曾立下遗嘱,对自己的藏品归属做了详细分配,分做3份留给他的嗣子庞秉礼及两个孙子庞增和与庞增祥。但实际后来他的藏品被分成了4份,多了一份共有财产,由庞莱臣的继配夫人贺明彤代为监管。1949年3月庞莱臣去世后,由遗嘱执行人、庞莱臣的堂弟庞赞臣主持分家析产,此后“虚斋”藏品开始大规模流散。1953年,郑振铎代表北京文物局要求上海文管会送去庞莱臣藏品目录(此时已有部分作品由上海文管会购得),根据目录挑选了一些作品,《夏日山居图》因为北京方面“明清的画,至为缺少也”的原因被文物局购得,因此得以重回故宫,从此安居其中。2011年,这件画作曾在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第二期中有过短暂的亮相,润泽而轻盈的水墨之美给亲临观摩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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