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克洛瓦 《自由引导人民》

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是西方绘画史上表现战争题材最为著名的作品，画面中有露出双乳的女人，有高臂扬起的枪炮，还有冉冉飘起、象征着法国大革命的红白蓝三色旗。艺术史家称，《自由引导人民》确实是一幅构图上相当经典的战争绘画，高举旗帜的自由女神和旁边拿着枪的小孩分别构成了三角形的中垂线和一条斜边，女人与小孩毫无疑问是自古以来的最佳人民代表，稳定的金字塔式构图，也让人自然联想到正义与稳定。近景中匍匐的死伤者与远景里向前翻滚的浓烟，都加剧了画面的戏剧张力，就像整场战役的高潮，在这一刻，被艺术家精确地捕捉到。当我们把各种溢美之词送给德拉克洛瓦，历史的脉络和经验也在告诉我们战争在艺术作品里的表现是如何进化到这一步的，并且还将继续发展。可以说，战争题材在艺术史中演变的每一小步，都是人类思考战争与和平、自由与正义的一大步。

有位法国作家曾经这样描述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同胞。”显然，在西方古代，人们还没有如此人道主义的觉悟。

影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一批古希腊巨擘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名言说：“战争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与他的“万物皆动”的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一脉相承，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正义的，因为世界万物恰恰是通过斗争产生和灭亡的。

如果再往上追溯，我们就能看到荷马史诗中古希腊神话所孕育的无往不“战”。在一代又一代神王的更替中，不管是克罗诺斯推翻乌拉诺斯，还是克罗诺斯被他的儿子宙斯所推翻，以及该亚发动提坦神对奥林匹斯神系的攻击，全都是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可以说，整个希腊创世神话反复渲染的一个主题就是“战争与掠夺”。天庭打得不可开交，凡人界的战争更是由诸神像下棋一样操控着，比如那场调动了天上诸神站队、施法，甚至下凡参与的特洛伊战争。

尽管古希腊神话和古罗马神话中的战争题材绘画井喷于文艺复兴时期，但是彼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并不缺少对于战争的象形记录，它们现身在帕台农神庙、在雅典卫城的城墙根、在阿菲亚神庙、在德尔斐锡弗诺斯人宝库，在几乎所有能挖掘出古希腊雕塑的庙宇殿堂的墙壁、石板上。

其中德尔斐锡弗诺斯人宝库的山墙雕塑被视为希腊雕塑发展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山墙的中楣雕刻了一幅由天入地的特洛伊史诗，左边是居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之间对于特洛伊宿命的辩论，右边是在特洛伊上演的真实战争场面：战士们走下战车，跨过那躺倒在血泊中的战友的尸体。雕塑的新颖之处在于，工匠在描绘战车和战马时采用了四分之三正面的视角，用缩短透视的方式表现死去战士那笨拙的姿态，以凸显其死去片刻时的痛苦，为了体现真实感，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加上了诸如武器之类的金属装饰物。

由此可见，工匠们不仅热衷于讴歌战争，更在反反复复的战争题材中找到了雕刻多样态的人像的技巧。不过，进入中世纪后，战争便不再成为讴歌的主题，而那些充满力量之美的形象也被扁平化的绘画取而代之。

为何战争主题的描绘在中世纪会骤然萎缩？原因很简单，被官方所禁止。就像教廷禁欲、禁着装暴露、禁圣像崇拜一样，战争绘画对英雄和力量的讴歌也被禁止了，视觉造型退回到古埃及系统，扁平呆板的人形，不再企图探索如何在二维平面制造立体效果，开始了长达近10个世纪之久的“黑暗时期”。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便能够理解诸多的禁令在当时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西罗马帝国的覆灭，就是统治者穷兵黩武，导致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直接后果。人们亲历连年战争所带来的苦果，妻离子散，青黄不接，所以当天主教提出普世之爱的教义时，恰恰契合了人民心中渴望和平与安定的心理。

基督教的教士们批判多神教给人类带来的灾害，认为多神崇拜与古代神话将世界演绎成了一个既美丽但同时又非常残酷和非道德的舞台，而舞台中心的演员分成了两方，一方是被玩弄于鼓掌上的人类，一方是乐于看人类互相残杀以欣赏戏剧之美的众神。真正的神是万能的，因为人性普遍的恶，他派自己的儿子基督，通过牺牲为人类背负原罪从而拯救人类。

从此，神才是值得“赞颂千遍也不厌倦”的对象，而英雄与之相比，是多么的渺小而不值一书。因而在大多数中世纪教堂中，我们能够欣赏到的多是圣经故事的图像。尽管教堂里一般避免战争场景，但圣战士米迦勒是早期基督教堂绘画里非常重要的题材，他与撒旦对战，是天使中的最高统帅。即便他的故事都围绕着战斗，但是在中世纪的寻常画面中，他通常是穿着铠甲直立着，表情祥和，身体放松，既看不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感，也难以感受他传说中的威猛之力。据说，有暴力癖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圣经故事的绘画里加入了“地狱的惩罚”这一章节，在他们的版本中，可以看到难得的米迦勒对撒旦大本营的攻击。

尽管在漫长的中世纪，我们难以在“官方美术馆”——教堂里欣赏到战争题材的艺术作品，但是有关战争的绘画在民间作坊里悄悄继续。

中世纪骑士地位的崛起使骑士需要“树碑立传”提高身份，一本由夫瓦沙撰写的《编年史》在骑士阶层中争相传阅。因为夫瓦沙所写的，区别于当时盛行的基督教史学，用了大量的篇幅和生动的笔触记述了1326-1400年间骑士时代的西欧社会风情和骑士们行侠仗义、英勇无畏的事迹，以及百年战争的场面。

做过骑士后被授勋的路易斯·格鲁修斯花大价钱请画家绘制夫瓦沙书中所提及的战争场景，并制成精装本的套书，自己收藏。他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共有190卷藏卷，比当时的皇室成员菲利普三世的收藏还要多两倍。

骑士图像的暗涌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俗世生活与宗教信仰抗衡下的逐步开化，但很快，文艺复兴的到来为战争题材的复苏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最早带领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度是意大利，不过当时并没有意大利这个国家，而是通过城邦政治集结在一起。威尼斯、佛罗伦萨这些对内实行共和国政治体制、对外通商的城邦，率先获得了人性解放的曙光。

早在12世纪，大力英雄赫拉克勒斯和他的棍棒就出现在佛罗伦萨的政府印章上，上面还刻着这样的字：“Herculea Clava Domat Florencia Prava”（大力英雄的棍棒征服了佛罗伦萨的邪恶）——显然这座城市在中世纪时还敢以古罗马神话中的守护神为荣耀，看来“中央”教廷也不怎么管这群不守规矩的小派别人口。

也就是在这样的城市，艺术家们受到了当地政府或者有钱人的高薪雇用，绘制这里的神话传说以及逝去的光荣历史，议政大厅里需要装点鸿篇巨制来提高城市认同感和公民团结性。

1504年，年逾五旬的达·芬奇和未满30岁的米开朗基罗同时受邀在佛罗伦萨500人大厅的墙壁上绘制城邦史——米开朗基罗绘制《卡辛那之战》，达芬奇绘制《安吉里之战》，这两场战役都是中世纪佛罗伦萨取得的重要胜利。史料记载，刚刚创作完《蒙娜丽莎》已饱享盛名的达芬奇与刚刚为罗马圣彼得教堂雕塑了《圣母悼子》而年轻有为的米开朗基罗不仅面对面绘制战争画面，而且两人也正在进行一场面对面的绘画“战争”。文艺复兴史家与作家瓦萨里八卦称，米开朗基罗看不起达芬奇，以至于后来为了避开他而去了法国；而另一方面，达芬奇也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对米开朗基罗画作的“笨拙”水平进行了恶毒的评论。

也许正是“文人相见，分外相轻”的火药味，反而进一步激发了两人的创作水平。早在16世纪，从拉斐尔到鲁本斯直到包括肯尼思·克拉克在内的艺术史家，称这两幅作品为“文艺复兴的转折点”。不过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手稿和残迹欣赏了。

米开朗基罗选择了战争开始时戏剧化的场景——波斯人偷袭，佛罗伦萨士兵们还浑然不知，他们正在河边赤身洗澡。当他们看到波斯人射来的弓箭，赶紧抓起岸边的铠甲，但已有人被射伤。这一场景，既可以充分研究千钧一发之际身体肌肉的变化，也得以独具匠心地布局一个混乱场面所呈现出的张力。

而达·芬奇令人叹为观止的不仅是场面的调度，更是人与战马厮杀的最细微表情，面部肌肉的抽搐，恐怖的纠缠，有艺术史家如此点评：“《蒙娜丽莎》改写了肖像，《最后的晚餐》改写了传统叙述，而《安吉里之战》则改写了暴力运动的描绘，那充满愤怒的感情被认为是战争最野蛮疯狂的表现。”

达芬奇 《安吉里之战》

两位文艺复兴大师通过这场无硝烟的“内战”开启了战争艺术最绚烂的时期，艺术赞助人们出钱请人绘制画作，或追忆古代的希腊罗马神话，或历史上真实发生的战争，或自己身着战袍跨于马上的骑士像。这样层出不穷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一直延伸至今天提起战争艺术就会联想到的，《自由引导人民》——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与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作。

不过，浪漫过后，随着工业革命与现代军事的发展，更具杀伤力的军备武器难以再让人激发出太多的英雄主义情怀，或者我们曾痴情于古典战法一对一单挑的英勇，但我们已无法对着原子弹、生化武器大唱赞歌，而只能面对冷酷无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成千上万的死伤，发出艺术的自觉的悲愤。

战争艺术史学家佩吉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战争艺术的衰落，尽管官方开始雇用大量艺术家进行战争动员的绘画题材创作，尤其是海报设计，但是最感染人的战争题材艺术品是那些控诉战争的，或者说呼吁和平的。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毕加索受西班牙内战激发所创作的《格尔尼卡》。

1937年初，毕加索接受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一幅装饰壁画。正在毕加索苦苦构思期间，德国法西斯分子为帮助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悍然出动43架飞机疯狂轰炸西班牙北部城镇格尔尼卡。轰炸持续了3个多小时，致使当地7000居民中有1654人死亡，889人受伤，几乎把格尔尼卡镇夷为平地，而他的母亲，也险些受到生命危险。

毕加索怀着愤怒与悲痛，经反复实验，最终创作了画面高达3.5米，长约7米的巨幅画卷，运用了立体主义的绘画形式，以变形、象征和寓意的手法描绘了战争中人们惊恐、痛苦和死亡的景象。整幅画用黑白灰三色绘成，错综的黑白灰色块造成画面的阴郁、恐怖感，不规则的线条形成的角和弧的交错，给人支离破碎和动乱的感觉，充满了悲剧气氛。

同样对战争进行控诉的知名作品还有小野洋子和她的老公约翰·列侬的行为作品《床上和平运动》。1969年，约翰·列侬和已有身孕的小野洋子公开了他们住的酒店房间，整整7天他们一直在床上，开着房门，半裸着，接待媒体和政治人物的采访。他们的口号是：“要做爱，不作战”，激进的行为和明星本身的光环效应使这个口号马上成为当年最流行的反战口号。

可以说，当艺术发展到现代艺术以后，艺术家得以重新思考艺术的合法性，为自己争取到了自由表达的可能，无论是主题的自由，媒介的自由还是意识形态的自由。面对战争，艺术家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用艺术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的看法，而战争以及像战争一样给世界带来的苦难、争端、生死的无常，也将继续刺激着艺术家思考：战争，如果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艺术做些什么？

刘耀华

文章选自《艺术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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