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晚期，怡情养性的士大夫文人画逐渐衰微，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广州，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需求，绘画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新的流派。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上画派”和广州地区的“岭南画派”。今天，318编辑为大家讲解“海派”及“海派”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佼佼者——任伯年（任颐）。“海派”的艺术创作风格深深影响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美术，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时期的一批艺术家的创作风格，这批艺术家后来大都成为美术院校的院长和教授，促进了各大美院的学院原创艺术的创作，为新时期的学院弟子们的艺术创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世纪中叶，上海经济发展迅速繁盛。《韩松阁谈艺琐录》指出：“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踽踽而来，侨居卖画。”上海开埠之后，工商业的发展活跃了这里的艺术市场，吸引了江浙一带的众多画家。云集于此的画家，师承不同，各有专长，虽有受“小四王”、“后四王”影响的名家，但是居主流地位的则是被称为“海派”的群体。“海派”善于把诗、书、画、印 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将明清大写意水墨画技艺和金石艺术中刚健雄强的审美特色、强烈鲜艳的色彩融会贯通，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形成雅俗共赏的新风貌。
“海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张熊、朱熊、任熊算起，任熊、任薰兄弟及其学生任颐又并称“海上三任”，以任颐为高峰。晚期“海派”则以吴昌硕为巨擘。
任熊（1823—1857年），字渭长，号湘浦。任薰（1835—1857年），字阜长，又字舜举。二人出身于浙江萧山贫苦农家。早年任熊在浙江宁波为文人姚燮称许，邀至家中一年多，创作了《大梅山馆诗意图册》（120幅）。后来兄弟俩寓居苏州，在上海卖画为生。任熊长于画人物，兼工花鸟和山水画，主要师法陈洪绶，但形成了高古谨严、笔力刚健、勾勒方硬、富有装饰感的个人风格，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其《自画像》轴。任薰画风受兄长影响，略带个性，但基本倾向一致。任熊之子任预（1853—1901年），字立凡，继承家法，亦善绘事。
早于任伯年的名家张熊，字子样，浙江秀水人，工花卉、山水、人物画，花卉作品尤精。和任伯年同期活跃在上海画坛的还有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胡远（1823—1886年），字公寿，长于山水和花卉创作，他与上海钱业公会有些联系，对任伯年到上海之后帮助较大。
任颐（1840—1895年），初名润，字小楼，后改字伯年，浙江绍兴人。任伯年之父鹤声，号淞云，据说是一个兼擅绘事的米商，“善画又善写真术”。任伯年自幼受到父亲在艺术上的熏陶和指导，亦擅肖像画。任伯年早年曾参加太平军，斗争失败后离开家乡到宁波随任薰学画，并在1864年随任薰到苏州。后经苏州到上海，得到胡公寿的帮助，“代觅古香室笺扇店安设笔砚”，不数年，画名大噪。
任伯年所作人物画，有肖像，也有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题材丰富，内容通俗易懂，思想倾向明确。《苏武牧羊》、《雪中送炭》、《钟馗》、《女娲补天》、《关河一望萧索》等都反映出他忧国忧民的朴素情感。他长于默记，平时很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和造型能力训练，所作肖像画，既渊源于其父的民间写真术，又继承了曾波臣一派先画墨骨然后敷彩的画法，能抓住人物瞬间的神情动态，简练传神，有“曾波臣后第一手”之誉，如《东津话别图》、《任淞云像》、《仲英先生五十六岁小像》、《三友图》、《高邕之像》、《寒酸尉像》等都是他优秀的代表作。
《寒酸尉像》，纸本设色，164.2×77.6厘米，1888年，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蕉荫纳凉图》轴，纸本设色，129.5×58.9厘米，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此图为任颐肖像画优秀之作，绘吴昌硕肖像。任颐自1883年与吴昌硕相识后，曾多次为其画像，计有《芜青亭长四十岁小影》、《蕉荫纳凉图》、《饥看天图》、《山海关从军图》和《酸寒尉图》等。这些肖像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吴昌硕的境遇、性格和志向，画法也富变化，较全面地显示了任颐的肖像画造诣。此幅画吴昌硕毫无拘束地坐在蕉荫下的竹榻上，袒胸露背纳凉的情景。全画人物闲逸的神情刻画入微，衣纹细劲流畅。
任伯年在成熟期创作的花鸟画最多，其中尤以勾勒、点厾与没骨相结合的小写意画突出。他善于将处于运动中的花鸟，以瞬间的姿态描写于画面而不失其动感，使画面总是充满生机。其花鸟画取材广泛，构图多变，设色淡雅，轻松活泼，颇有水彩画的韵味，形成兼工带写、清理活波的新风。《五瑞图》、《金章紫绶图》、《水仙双雉图》、《春江水暖图》、《幽鸟鸣春图》和《牡丹图》等都是他的杰作。此外，任伯年也作山水画。
任伯年的绘画风格，反映出清末中国社会发生变动后，市民阶层对绘画艺术的审美要求。文人画与民间美术的日益结合，使这一时期的绘画比18世纪更为雅俗共赏。任伯年正是这种新画风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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