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出于政治的考虑，大多把艺术视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康有为、梁启超等看到，西方之强大与工商业发达的联系，而工商业的发达又与科学和艺术有关，文艺复兴的传统就是艺术与科学的和谐，艺术家们以创造强烈的真实感为追求，通过解剖、透视、比例、光影的科学研究创造了逼真画法。因此他们无不遗憾地感到，中国的近乎科学逼真的宋代绘画没有得到延续、发展，那种写实的理论和界画的精确性多被后人轻视，特别是文人画兴起之后，艺术的随意性得到提倡，而科学的精神则被贬为匠气，艺术与科学相背离。由此他们推测中国工商业的落后与科学精神的缺失有关，而背离科学的艺术就是罪魁。他们主张通过艺术的变革来推动和弘扬科学的精神，从而实现他们变革图强的政治目的。理所当然地，他们主张弘扬宋代的写实传统，并推崇清代郎世宁中西合璧的绘画，以西方的写实态度、科学精神改造中国的绘画。康有为的思想具有普遍性，如陈独秀对“王画”的批评也出于同一动机，1922年以前的蔡元培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得到许多年轻艺术家的响应和附和，其中最坚决的代表是高剑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也是有保留的支持者，不过，在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却酝酿着一场相反方向的变革，西方艺术正试图走出写实派、学院派的禁锢，追寻一种独立的、自由的艺术，一种更像中国文人画的艺术，不再追求形象的逼真，不求形似，而热衷于艺术形式的探索和个人情感的宣泄。而此刻中国人的价值天平却偏向西方当代艺术正欲摆脱的传统。尽管在二三十年代，中国也一度出现了一批以林风眠为首、意识到西方当代艺术变动潮流，并企图引导中国艺术向这一潮流看齐的激进分子，但是，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写实派队伍却在救亡图存的革命大气候下日益发展、壮大。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自幼随父亲读书，喜作画。1908—1911年随父亲到无锡、常州等地鬻字卖画，体验到民间疾苦，十余岁时即有忧国忧民的思想，画上常有“神州少年”题名，并刻有“江南贫侠”的图章。在其19岁时父亲去世，遂承担起全部家庭负担，就近在彭城中学、始齐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任图画教师。后赴上海谋职，流落时得到黄警顽、黄震之的帮助，得以到震旦学院学习法语。时逢上海哈同花园征画仓颉像，其画稿受到园主人赏识并获高额报酬。在哈同花园结识康有为，这对徐悲鸿艺术观的形成颇有影响。1917年5月赴日本考察美术，11月回国转赴北京，应蔡元培邀请出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指导期间他提出改良中国画的基本观点：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之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
1919年官费留学法国。先入徐梁画院学素描，后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受教于历史画画家弗拉孟。1920年冬结识著名画家达仰并得其教诲，达仰教导他“勿慕时尚，勿甘小旧”，要求他“每一精究之课竟，默背一次，记其特征，然后再与对象相校，而正其差”，对于油绘人体，则要“分部研究，务能体会其微，勿事爽利多幕之施”。徐悲鸿行之有效，致力益勇。留学期间曾赴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诸国参观文艺复兴时期杰作，深受欧洲古典艺术的影响。1927年徐悲鸿回国，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28年兼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与田汉、欧阳予倩一起推行现实主义艺术。抗战期间应泰戈尔邀请访问印度，并以在新加坡等地的全部办展收入捐献祖国救济难民。1946年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徐悲鸿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
1953年9月26日， 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次年，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悲鸿故居”扁额。
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徐悲鸿，素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历来主张写实的手法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留法期间，他更多地关注学院的写实教学和西方文艺复兴传统的艺术。他明确地表明自己不喜欢甚至反对现代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1933年他到苏联，见了苏联美术之后产生了强烈共鸣。抗战时期，他又为抗日事业到东南亚举办义卖募款活动。徐悲鸿有自己坚定的主张，1946年起，作为北平艺专校长，他坚持推行对国画的改造，招致了一些国画家的反抗。1947年10月，国画教授李智超等三人致函徐悲鸿，提出罢教，北平美术会也表示支持并发表宣言《反对徐悲鸿摧残国画》，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徐悲鸿发表了《新国画建立之初步骤》的文章。徐悲鸿在美术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绘画道路，认定“素描写生是一切造型的基础”，指出“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认为要恢复师法造化就要靠写生，而乞灵于抄袭模仿只能造成中国艺术的停滞不前。这种艺术观和他一贯关注现实生活、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生观高度相契合，从而一度创作了许多大幅的主题性或历史性的绘画，中国画《奔马》、《逆风》、《愚公移山》、《九方皋》、《巴人汲水》，以及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等一系列优秀作品，其愤世嫉俗、悲天悯人、歌颂英雄与鞭笞邪恶的主题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不愧为中国近代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同时他又以毕生精力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培养扶植了大批美术人才，成为一代卓越的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九方皋》 1931年
徐悲鸿·《奔马》 1941年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 1928—1930年
徐悲鸿·《愚公移山》 1940年
在教学方面，徐悲鸿比其他人有更成熟的一套方法，例如他在借鉴传统“六法”的基础上提出“新七法”：一、位置得宜；二、比例准确；三、黑白分明；四、动作或姿态天然；五、轻重和谐；六、性格毕现；七、传神阿堵。这是建立在他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的理论上的。这套方法又与油画本身并与侧重人物造型和构图的主题性绘画有密切联系。他在教学示范中还创造了许多为学生传诵的口诀，如“宁过勿不及，宁方勿圆，宁拙毋巧，宁脏勿净”和“以直线求曲线，以平面求圆面”等，给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明确的政治态度，关注公益，体贴年轻人和自己的子弟，因此有众多的支持者。他曾担任过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大学艺术院院长、国立北平艺专校长，曾筹建过中国美术学院，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徐悲鸿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搏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徐悲鸿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著名人士。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材辈出，许多已成为著名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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