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本文或许要成为当代中国美术史上一篇涉及二十世纪最让人关注作品之一《流民图》，而在发表上又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的文章。在《中国书画报》以连续五个月十数篇文章对抗战时期蒋兆和《流民图》的政治性质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辩论之后，在《流民图》因笔者对其抗战时期尴尬失节背景的揭露而被取消参加二〇一五年国家庆祝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美术展览之后，北京著名美术杂志《中国××》向笔者发出邀请，希望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对辩论中对《流民图》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结论的研究作再研究，即同一史实何以会有严重对立的两种结论。他们将在二〇一六年第一期刊登包括本文在内的数篇这方面的论文。该杂志这种精彩的建议引发了作者在结束了《中国书画报》关于《流民图》性质辩论之后再研究的兴趣，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一万馀字的论文。正值交稿之时，该刊责任编辑发来紧急通知短信，告知该刊负责人迫于压力，不得不取消刊登计划，并向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深知北京的朋友在此问题上可能遭遇的巨大压力，表示理解与同情。在得知本文内容及发表现状的情况下，北京另一著名美术刊物《中国××报》亦主动向笔者索要本文，且立即安排在二〇一六年一月初在该刊发表。笔者为此还对本文作了材料和文字上约四分之一工作量的再补充。到此时，笔者对本文的修改和增删已不下十五次之多。不期在排版付印之前一刻，本文又被撒下！原因当为“你懂的”……

当本文的发表一再受挫，而被迫在网上直接发布，两天多的点击量迅速超过一万时，又突然接到网管通知，北京朝阳群众蒋姓先生（举报人地址真的标明北京朝阳区）举报：“该文公然污蔑文化部党组织一九七九年对蒋兆和所做的政治结论。造谣说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对上述‘结论’作最后认定的行政机构给出的认定仍然是‘不同意加“无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该举报说：“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的结论不存在。文化部给蒋兆和家属并抄送中央统战部的结论只有一份。”尽管本文从未提及文化部字样，但对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中央美院党委纪要与最后认定的行政机构的批文有混淆，因为央美党的小组关于蒋兆和历史问题“复查结论”形成后，党委又有两次针对蒋兆和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讨论纪要。三次相关性质认定加上上级机构认定一共四次，表述上的确有不清晰不准确。因此同意撤下此文。故此文的发表到此真可谓实实在在的“一波三折”！现在的文本即改动过的文本。事实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上级的批文内容极简短，即简单同意复查结论（其中有复查结论之附文，详正文），而一九七九年十月六日央美党的领导小组“不同意加‘无政治问题’，要实事求是”的纪要精神，事实上已包含在上报的“复查结论”之中。因此被朝阳群众举报的文章此处陈述的确不准确但并无“造谣”之政治定性原则错误。为严谨起见，文中除引证批文原文外，再增加与“复查结论”相关的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一日第三次党委纪要内容。这次文本为正式文本。但让我十分欣慰的是，对本文最关心、审读也最严苛的朝阳蒋先生对本文中揭示的蒋兆和抗战期间严重丧失民族气节的大量史实，均不置可否，也没有反驳为“公然污蔑”。此又有两解：一是有实事求是态度，面对本文大量考证不能不承认蒋兆和的确有如此大量的变节史实；一是可能承认这些史实，但不认为属失节性质。但如是后者，也不该沉默，而应当“举报”本文“公然污蔑”才是。但笔者考证如此翔实，蒋兆和抗战后直至解放初即因失节丑行，数年未被徐悲鸿（徐、蒋尚且是多年朋友）正式聘用。况且史实性质已如此清楚明白，相信读者诸君亦自有判断。对相关机构当年轻信央美党的领导小组未经调查研究而作结论的认可，不仅经过严谨考证的今天的笔者要批评，当时就有央美党委多位委员不满意，且有档案可查，这又何来“公然污蔑”呢？更具讽刺意味，且让朝阳群众包括L先生们沮丧的则是，二〇一五年国家庆祝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美术展览，取消本已预定参展的《流民图》的展览资格，这当然是官方机构的决定。如果不是该机构认同蒋兆和严重丧失民族气节，《流民图》也不再具备“现实主义的爱国主义”性质，会在这么神圣庄严的国家性质的重大活动中取消这幅一度被誉为抗战首席经典作品的参展资格吗？三十六年后官方的这一严正决定，当然是对一九七九年错误结论的修正！这不算“公然污蔑”吧？

应当说，本文对一度被誉为二十世纪抗战美术首席经典的《流民图》的性质研究是不多的几篇拨乱反正的文章之一，对纠正大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流民图》的错误定性当有重要作用。但也因为如此，本文的发表，才会严重触及《流民图》背后复杂的主要集中于北京的社会背景关系。本文在北京发表一波三折即因于此。但此值当今开放的现代社会和开明的时代，尤其是当今先进而发达的信息社会中，要想打压和封锁信息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况且本文仅仅一篇学术论文而已。亦如本文结束时所说：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历史研究不是某些个人的专利。对于历史，你不愿说，不等于人家也不说；昨天不说，不等于今天不说明天也没人说。对学术言论的打压和封锁必将无济于事！

蒋兆和《流民图》研究也许是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中最蹊跷奇特的一段公案。

“‘流民图’开始创作的时候，我的生活已穷困到极点（当时殷同的钱已用完）。我经常因没有饭吃，只好躺倒在床上。我拼命地去为人画像，得到一点报酬就全部投入到‘流民图’的制作中。”蒋兆和画流民图时，刚从日本办展回国，日本办展期间（一九四一年底）“日本朝野名流倩其画像者甚多”。回国竟饿饭至于倒床？据研究，仅殷同们赞助之三万元，就相当于当时伪政府局长五年的工资，普通职员一百多年工资。依一九三九年天津市价，可购面粉二十四万斤！这还没算“倩其画像者甚多”的来自东京的高额收入。就在蒋兆和自称“饿饭”的前一年，亦即去日本办展的一九四一年，《新民报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还有记者撰文《成功的艺术家蒋兆和先生》专门描述了蒋兆和的生活：“报告您吧，他是很好的。”怎么个好法？喝酒、听音乐、溜冰、跳舞、“打麻雀”（一种棋牌），自称“失意时，嫖过、赌过、喝过大量的酒”，“喜欢玩，只要好玩，无不喜欢”……你见过穷到如此衣食无忧只知好玩只知吃喝嫖赌的“成功”的穷人么！（图7）

我们普通民众对抗战史确实有些陌生。在抗战初期，由于中日之间在经济发展和军事实力上差别极为悬殊，加之苏联和美英等西方大国在战争初期无意介入中日战争，故国内对战争前途极为悲观。因此在对日主战还是主和上，国民政府中一直存在两种看法和两种势力，而且两种势力间又互相交织。由于主和有投降屈服日人之嫌，此派在初期被称为“低调俱乐部”，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战派则是大多数，以蒋中正为领袖。但蒋亦有许多与日勾搭的小动作。共产党则是主战派，主张全民抗战。主和派当然就是主张和平，主张与日本人谈和，搞的是“和平运动”。主战派则主张“抗日”，进行的当然就是抗日战争。日本虽是侵略者，但因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日本政府和军人也有矛盾。日本政府如近卫文麿内阁就主和，文卫内府多次发表声明，劝降国民政府。日本军人则主战，力主灭亡中国。主和的汪精卫就私下与日本主和的近卫内阁相联系。尽管近卫内阁把汪精卫拉下水后自己倒了台，但接任的军人主战政府仍然接纳汪精卫，并以和平为口号试图继续勾引国民党蒋中正。故抗战与和平，抗战与反抗战在当时就成为爱国与卖国的分水岭，这与今天战争与和平性质完全相反。例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出走越南转道南京，就自称搞“和平计划”。汪精卫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国民政府著名的“艳电”就称：“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抗战年馀，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故汪精卫之汉奸政府的口号就是“和平建国”。当时，汪精卫与日本近卫内阁人员已互称“和平同志”，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审问大汉奸陈公博时，他自己的辩护辞中还有“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精卫遗孀陈璧君为自己和汪精卫辩护时，也称：“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们再去看看直接引发蒋兆和《流民图》产生的殷同的观点。就在一九四二年殷同请蒋兆和画《流民图》的同年六月，这位担任大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的殷同在《新武周刊》第四十五期上发表了《一年感言》（图9）：其会之根本精神“以东亚解放为目标，展开新启蒙运动与新国民运动。……矧年来之中国乃至东亚，因受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流毒甚深，乃至激发事变，乃至扰乱东亚和平，现值大东亚战争进行之中东亚两大民族遭受历史上空前之历练，合则共荣，分则两败，是以中国之革新为东亚革新之始基，中国之建设，为东亚建设之初步，吾人亟须努力完成国民组织，树立革新体制，俾与友邦结合为东亚轴心，以完成大东亚新秩序的建立……方今国势阽危，民生憔悴，吾人懔于责任之巨，益殷奋勉之志，艰难险阻，所不敢辞”。殷同何以要在“国势阽危，民生憔悴”，为反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俾与友邦结合为东亚轴心”之时请蒋兆和绘制《流民图》，意图就十分明白了。读了殷同的观点，你就更懂得蒋兆和在《我的画展略述》中所称之绘制《流民图》目的“以表示在现在之中国民众生活之痛苦，而企望早日的和平，更希望重庆的蒋先生有所理解”是什么意思了。而在国民政府一方，是以“抗战救国”为宗旨，视倡导和平反战者为汉奸。例如，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国民政府华侨参政员身份不仅在海外筹款援助抗日，还直接参与国内抗战工作。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发去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经大会多数通过生效。此举给妥协投降派当头一棒，震动海内外。虽主战主和，但国民政府中这两派与日本人却有一共同点，就是反共。日本人也知道国民政府两派虽有矛盾，而反共则是共同点；日本曾与纳粹德国签过反共条约以麻痹西方，日本再以反共为名以勾引国民党，所以汪精卫汉奸政府的“国旗”上都有“和平反共建国”的字样，日本人试图以反西方反共产党为旗帜，以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拉拢国民政府中的主和派，以达到日本冠冕堂皇地侵略和占领中国的目的。但共产党一直是主张抗日反对投降求和的。毛泽东早在一九三七年对“和平”就极为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雾弹……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本。”而对于战争，毛泽东是坚定的主战派：“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毛泽东还有著名的《论持久战》，亦即以长期战争去战胜日本。可见，在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上，共产党亦是鲜明的主战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