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艺术品市场也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这其中不排除有许多虚假的的泡沫和问题,但是许多有价值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也在这股大潮中受到了人们的追捧。绘画作品的拍卖纪录,在拍卖师的锤声中被一次又一次的刷新着。在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上,明代仇英《赤壁图》更以7952万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了当时涵盖中国油画、书画等各类中国绘画艺术品拍卖成交价格的最高纪录。在当代中国艺术市场中,于非闇的作品也日渐走高。
于非闇作品价格走势(万元/平方米)
从上表所显示的数据来看,在经历了1996—2001这就几年的低迷之后,从2002年开始,于非闇的作品每平方米价格开始成快速上升的趋势。再结合于非闇00—09年交易额的分析,可以看出03年以后,于非闇在市场上的交易额大大超过了前些年。尤其是在2004年荣宝秋季拍卖会上,于非闇不足一平尺的《萝卜立轴》,估价5万元至8万元,后以35.2万元成交,创其单件增值幅度最高的纪录。仅从2008年5月到2009年4月一年的时间就有二百五十多条拍卖纪录,包括中国嘉德、北京翰海、香港佳士得、苏富比、中贸圣佳、北京荣宝在内的各大拍卖公司都曾有着于非闇的诸多拍卖纪录。
艺术家的市场一旦火热,市场中的赝品也势必越来越多。当代市场中仿于非闇的赝品为数也不少,且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名为于非闇的作品,技巧低劣,格调庸俗纯属粗制滥造。曾见一副题为于非闇的水果、昆虫。
首先从题材上来说,于非闇确实有一类画蔬果、昆虫的作品,像1938年画的《园蔬图》,1941年画的《蔬菜草虫》和《心里美》等等,但是单以水果为主的作品却从未见过,尤其菠萝、西瓜从来未曾出现在于非闇的作品中。其次从绘画水平和技法上来看,此幅显然过于低劣。菠萝刻画简单,西瓜呆板,与于非闇精细谨严的画风差之千里。再次,从题款的书法上来看,结体松散,笔画混乱且飘忽无力,根本没法与于非闇劲健的书法相提并论。所钤印章更是无中生有。对于此类作品,稍有绘画常识,便能辨其真伪。
另外也有一些作品,仿制技术要更高,更加难以鉴别。比如某拍卖公司曾拍一幅名为《牡丹蝴蝶》的作品。从画面看,却有几分像于非闇的风格,牡丹和蝴蝶又是于非闇常画的题材,题款也用的是瘦金体。但是仔细研究就可发现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画中落款为“戊子”年,按其生卒年计算应为1948年。我们可以拿另一幅基本作于同时的作品,1949年画的《画众生墨》(于非闇;1949年;纸本;轴;89.5×52cm;藏于北京画院)来与之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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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蝴蝶》(左);68.5cm×45cm
《画众生墨》(右)于非闇;1949年;纸本;轴;89.5cm×52cm;北京画院藏
这两幅作品的题材可以说是一摸一样,都是画蝴蝶和牡丹,而且,仔细观察还会发现画中所绘牡丹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辨其真伪:
首先,《牡丹蝴蝶》题款中有“戊子冬至月拟黄要叔笔”。“黄要叔”即是五代的黄筌,黄筌传世作品仅有《写生珍禽图》传世。《牡丹蝴蝶》所绘牡丹为主,似乎牵强。且于非闇以习宋院画为主。
其次,两幅中所题痩金书有些细微的差别。《画众生墨》中的题字笔法坚劲,笔画粗细变化丰富,笔画间连笔较多,且顿笔处明显、突出,与于非闇同时期其他作品上的题字风格相似。而《牡丹蝴蝶》中的题字虽然也是瘦金体,但与前者相比,则坚挺不足,笔画变化不大,转折和顿笔处也较为缓和,因此面貌与于非闇此时的书法略有不同。
第三,《牡丹蝴蝶》图中左上角铃有一方“再生”印章。于非闇确实曾用过这枚印章,但却是在1956年之后。与非闇在1957年自撰的一份《申明》中称:“我有心脏主动脉弯曲硬化和心脏哮喘病,去年1月11日犯了严重的这种病,以濒于危殆,幸经市人民委员会得悉,大力抢救,仅四天即脱离危险。”在此之后,他便刻“再生”印,以寄情怀。在其1956年以前的作品中也同样没见到钤过“再生”印,最早出现是在其1956年所作的《同心》、《红叶鸽子》等作品中。而且《牡丹蝴蝶》中的“再生”印也不是1956年的那一枚,此枚“再生”二字为竖排,最早出现在于非闇1957年的作品中,如《国香》。
由此可见《牡丹蝴蝶》必为伪作无疑,加之《画众生墨》为北京画院所藏,此论就更为可信了。犯此错误的伪作,在市场上不在少数。另有一些作品题为1931年以前,却是用瘦金体题款,与于非闇的经历不符(于非闇自1931年后才开始使用瘦金体书法题款),应都是伪作。所犯错误均是对于于非闇艺术生活与习性的无知所导致的。再者于非闇在绘画颜色上的讲究,也是作伪者最难模仿的一点,对其作品的鉴别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作品的辨伪中我们大概可以见出,当代艺术市场中对于于非闇的一些作伪方法,当然还会有更多的作伪方式,由于知识所限,更不能一一举出。大量伪作在拍卖市场中流通,也是中国艺术市场体制还不完善所致,要去伪存真,需要了解艺术家本身,也更需要健全艺术市场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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