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新兴木刻从诞生之日起，就几乎与革命美术息息相关，正如艾青所说：中国的木刻从开始至成长，都是受着革命文学之父—鲁迅先生栽培、浇灌与维护的。因此，中国的木刻就没有一刻离开过战斗的血统，人民的呼吸和旧势力的压迫。〔1〕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木刻和抗战救国的时代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木刻反映现实生活，制作过程简便、快速，传播途径方便、快捷，获得了广泛认同，成为抗战艺术运动的一面旗帜。在活跃的抗战木刻运动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青年学生的积极参与。
中央大学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组建的国内最高学府，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抗战初期，中央大学艺术系在中大救国会领导下成立了“中大木刻研究会”，由文金扬负责，有刘寿增、艾中信、俞云阶等成员，出版过《漫画与木刻》，他们和“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有联系，会员众多。那时国立大学能公开成立木刻研究组织还是少有的。〔2〕继之，中央大学艺术系青年学生梅健鹰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木刻，〔3〕同时，他团结学友，出版《现实版画》(1940年至1941年，共五期)，开办木刻研究班，参与创建中国木刻研究会，又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创作《胜利版画》(1942年，共三期)，开展学生木刻运动为抗战服务乃至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线做贡献。
一、关注社会现实的《现实版画》
原重庆中央大学学生木刻运动活跃分子、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谭勇先生回忆道：“重庆中央大学有一段时期，大家都喜欢搞木刻。”并在其传记中记叙了广东老乡梅健鹰的事迹，“梅健鹰课外爱作版画，他和几个同学合作，出版过几期《现实版画》画刊。谭勇也善此道，有几幅抗战题材的作品，如《老农为抗日战士领路》(又名《军民合作》)被刊用。”〔4〕《现实版画》成为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青年学生课外学习木刻，发表作品，提高能力的艺术阵地。梅健鹰在《现实版画》中谈出版缘起：
暑假期中我们偶然谈起课外的工作，似乎没有伟大的企图，轻轻地把自己的能力估计一下，似乎又可以办一个版画月刊;什么困难都没有顾虑到，意志却十分坚决，随后解决了经济的问题，纸张和印刷也相继解决了，偶然就产生了这个小小的刊物—现实版画。我们为的是提高兴趣，加强学习能力……内容以抗战建国及后方生活为主，不涉党派，不作无病呻吟，立场是严正的。〔5〕
《现实版画》办到第二期，中大艺术系系主任吕斯百肯定了从事木刻研究同学的工作，并为刊物撰写卷头语：
中大艺术科一部分同学们有鉴于此，把木刻当作课外的研究，目的不尽是研究练习抗战宣传题材，尤着重于表现实在，技巧与艺术的本质之讲求，抱有为木刻艺术打开一条正常出路的野心。可是在短短的试验期间，同学们竟为好发表的心理所战胜，这是极可危懼的一件事，怕的是未成熟的作品往往会受善意的批判而挫折志气，因此，健鹰颂清诸同学要我在创刊号上说几句话而未肯下笔的缘故。有志者事竟成，健鹰告诉我第二期又将出版了，他们研究的志趣，确非以发表为满足，而且有再接再厉的热诚。我愿同学们维持坚强的研究志趣，走向木刻艺术光大的途径，亦希望海内外爱好木刻艺术的同志和先进加以督促和指导。〔6〕
《现实版画》包括木刻作品和附录的理论文章两部分内容，木刻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表现与抗战有关的战斗、行军、生产等内容;二是表现重庆大后方的风景，战时民众的日常生活。《现实版画》反映了中大艺术系青年学生学习木刻的实践、思考以及理论上的研讨。
中大艺术系青年学生学习木刻多沿用模仿的方法，如《现实版画》中，罗颂清曾用珂勒惠支一帧“团结”木刻作为封面插图(图1)，〔7〕具有指导意义。珂勒惠支是鲁迅先生推崇的版画家，中国木刻青年专门研究她的技法，以提高自身技艺水平。珂勒惠支的绘稿方法是把木板面涂成黑色，然后用铅笔直接在版面上绘稿，再放刀直刻，所成作品刚健有力，极富“力之美”。山水画是否能在木刻上而不失木刻特质的表现出来?这问题在宗其香的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因为课程的繁忙，总没有尝试的机会，三十年(1941年)暑假终于给我找到了尝试的时间，不管这企图是否值得，我姑且这样肤浅地尝试着。”〔8〕宗其香创新木刻技法，如《现实版画》中《越过土元山》木刻山水作品(图2)。
梅健鹰撰文分析木刻具有绘画和雕刻的成份，素描基础非常重要。素描基础好的人眼手均准确，学习木刻是很容易的。〔9〕梅健鹰还从宏观上探讨木刻批评的重要性，他认为，新兴木刻发展在理论方面稍差，且没有正确的批评，我们所看到的批评大多是很自满的从好的方面去夸张，在缺点和优点上未有理智的分析。他提出批评家的任务：(一)指导作家向进步的途径上走，使之知道自己的优劣，发挥出才能。(二)教导不懂鉴赏的民众发展其鉴赏能力。木刻批评家责任重大，批评家本身也需要一定的条件。1.修养方面，批评木刻画比各种绘画不同的是有雕刻成份，我们常见有的画家批评木刻常忘掉了雕刻成份而不谈。2.态度方面，要绝对理智化。3.要有天才，提倡“真的艺术和真的批评”。〔10〕
随着《现实版画》陆续出版，艺术系学生编辑还要参加学校的学习、考试，躲避重庆的空袭，还因经济问题面临着各种费用涨价的困顿，抱着有钱就出版，无钱就停版，仍不想放弃抗战救国的一份责任。在刊物上拟增加美术理论、批评、艺坛消息内容，并在沙坪坝开办“木刻研究班”，希望训练一批基础好的青年木刻人才。〔11〕
二、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创作《胜利版画》
中央大学艺术系青年学生课余研究木刻，出版《现实版画》，得到艺术系师长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创新木刻技法，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开办木刻研究班，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注意。不久，中大艺术系青年学生开始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创作《胜利版画》(编辑兼发行是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助理编辑是梅健鹰)。
《胜利版画》的出版时间是1942年6月1日至8月1日，每月一期，共三期(图3)。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抗战木刻运动背景是，从1938年2月起至1943年8月，日本的战机对中国的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由于日军对重庆实行无差别的轰炸政策，外国驻重庆的各使领馆也不能幸免。而在整个抗战期间，被日军轰炸次数最多、损失最为严重的便是英国大使馆……使馆房屋几乎全部被毁。〔12〕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在重庆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成立。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1942年1月1日，中美苏英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场成为同盟国的东方主战场。
1942年1月3日，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成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师宋步云，学生梅健鹰、罗颂清当选为理事。〔13〕1942年1月16日，《新蜀报》副刊《半月木刻》第六期出刊《中国木刻研究会成立专刊》，发表丁正献的文章《祝中国木刻研究会成立》，文中写道：
木研会的成立，是在世界风云紧张中，在法西斯毒焰燃遍全世界的和平土地，在反侵略阵线日趋完成巩固的今日，自更有它特殊的任务加在自己肩上，为了配合这反侵略运动，它应动员全国木刻同志从事揭发法西斯内部的黑暗，法西斯走卒在人群中的卑鄙活动，法西斯占领区的暴行，一方面来掀起全世界和平的人民，参加到抗战阵线中来，这是对世界的任务。在国内，当然也是反侵略的一环，它的任务将更重大，配合目前政治军事形势，为缩短相持阶段，争取反攻阶段的赶快到来，争取胜利，完成抗建大业而努力。木研会是成长在今日，它要克服十二万分艰苦环境，也要完成万分重大的任务。〔14〕
专刊还刊登了《中国木刻研究会为响应反侵略运动致英美苏及各民主国人民书》等。1942年2月25日，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木展，陈列精彩木刻作品五百四十余幅，观众两万余人，深得社会人士好评，并引起各国驻渝人士之注意，而要求以作品送到各国去展览。〔15〕2月，中国木刻研究会选送100幅作品到英国，参加在伦敦和爱丁堡举行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16〕
在此形势和背景下，作为同盟阵线国家的英国，其驻华大使馆新闻处采取多种形式，宣传报道同盟阵线和中国抗战，鼓舞盟军士气，同仇敌忾，抗击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实是应尽的义务。而选择木刻反映同盟国作战，则更能形象地反映战争的细节，在真实性的基础上更具有艺术感染力。《国际对中国木刻的重视》一文详述：
当全世界人民生活在找寻一种新的合理的出路的时候，一种能反映人民意识，表现着希望与上进的艺术，便会不分国界而被普遍的热爱着，因此中国木刻艺术，不但在中国有了蓬勃的发展，它更得到国际人士的珍视与佳评，多愿刊布，出版与展览。〔17〕
那么，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与中央大学艺术系青年学生通过何种方式发生联系的呢?一般说来，外国驻华使领馆都会聘用中国雇员为其更好更方便地服务，如1945年11月，木刻家王琦曾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图片部工作。〔18〕笔者推测应该是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发出招聘信息，吸引木刻青年为同盟阵线，为抗战服务。相似的例子还如，抗日战争爆发后来华协助国民政府抗日的美国盟军总部所属的心理作战部招聘文化宣传人员，曾到中央大学艺术系聘请专业画家。〔19〕
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编辑发行《胜利版画》，刊名“胜利”一词寓意胜利到来，卷首语说：
愿藉本刊向读者昭示吾人之盟邦英美两国，现在从事于伟大之作战努力，用以早日促成民主国家反侵略阵线之最后胜利……愿藉本刊向读者昭示中国艺术家战时之贡献，下列各页之精彩木刻，反映中国不屈不挠之精神。五年来能与暴日之蛮强猛击对峙者，此精神也。而此精神，更将因盟邦之协助，为中国及其他自由国家获得最后胜利。〔20〕
《胜利版画》每期封底都以“同盟国家联合起来，决心铲除轴心，俾使全世界人民得以永享自由”作为结束语，这些都表明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办刊目的是新闻宣传，鼓舞盟军士气，激励民众热情，预示着同盟阵线及中国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胜利版画》刊登的木刻作品主要反映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和主题：同盟国中国、英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宜人的美景、迷人的风光，如梅健鹰的《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纪念剧院》，白云的《峨眉风景》、《中国大诗人杜甫故居》等。中国随处皆有高山大川平原，风景优美，与英国风景恰如对照。
同盟国军人(包括中国军人)，同盟国领袖像反映出战争中英雄与领袖的卓然气质，如梅健鹰的《争取最后胜利》(图4)，中国军队在各地抵抗日本侵略者，“还我河山”最能显示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宗翘的《在英国受奖之中国水手》(图5)，中国水手何干以丰富的经验与才干担任英国某大皇后邮船上的舵工要职，该船航行经大西洋时曾与德机遭遇作战五小时之久。当时何干正在掌舵，竟能不动声色，镇静自如支持五个小时，使得船只幸免于难。英国政府因为其英勇可嘉，赠予英帝国勋章。何氏寡言笑，但在受奖时不禁高兴。此外，同盟国领袖像如梅健鹰的《英首相丘吉尔》(图6)。
同盟国高度集中的军工生产，为战胜轴心国提供保障，尤其在空战中，展示英美苏盟国武器强大的火力，如梅健鹰、梁白云、谭勇的《粉碎纳粹坦克车》(图7)。
《胜利版画》的资料来源应是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提供的新闻图片，或是中大学生自己收集的照片，如《迁川后的中大校门》(图8)，是从中央大学校本部大门回望松林坡的老照片，〔21〕相应地，《胜利版画》中有力夫的《中国战时大学》木刻(图9)，并附文字说明：自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所到之处，必先毁我文化机关。全国著名各大学遂纷纷内迁，絃诵得以续响;上图为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迁川后之临时校舍，维非昔日巍峨耸立之校舍所可比，但简朴实用不愧为战时首都最高学府。〔22〕原有的新闻图片或老照片可能因战乱及其他原因大多数会毁掉，而今天《胜利版画》完整保留下来，成为形象地反映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线和中国抗战的珍贵史料。
对于中大艺术系青年学生出版《现实版画》，创作《胜利版画》，开展学生木刻运动，徐悲鸿是什么态度呢?1942年夏天，为抗战募捐的徐悲鸿从海外回到重庆，到中华全国美术会和学生陈小南见面，得知“联合国艺术展览”正在重庆两路口中央图书馆展览，决定先去参观。参观展览时，徐悲鸿看到展场内不少画挂着红纸条，被人订购了。那些大都是程式化的山水花鸟，传统绘画脱离生活，因袭模仿，有蔓延之势。展览会上，徐悲鸿订购梅健鹰的木刻《嘉陵江纤夫》，也挂上“徐悲鸿先生订购”的红纸条，引起了展览会场的轰动。〔23〕抗战时期，有些美术创作仍脱离社会现实，在抗战建国形势下，应把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纳入现实的轨道，以适应时代的潮流。木刻版画虽然没有列入中央大学正式课程，但徐悲鸿从鼓励的角度出发，订购梅健鹰木刻作品，示意支持。
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梅健鹰参加重庆的第三次全国美展，两幅木刻版画作品《开天辟地》、《可爱》入选。〔24〕抗战胜利后准备复员时期，从中大毕业的梅健鹰在重庆继续研究木刻，创刊编辑《时代版画》，强调“我们始终站在学习的立场上来向大众学习的”。〔25〕复员后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为纪念美术节，艺术系正式成立木刻研究会，有会员二十余人，成立后即接到校友蒋君超代表重庆时代中大木刻研究会赠送的图章及作品，并公开展出。〔26〕
三、《现实版画》、《胜利版画》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从《漫画与木刻》到《现实版画》、《胜利版画》，以至到《时代版画》，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抗战时期重庆中央大学学生木刻运动的脉络，其特点为：一是开展时间较早，并公开成立木刻研究组织，在当时是少有的。二是得到艺术系领导和师长的支持，连续发展，效果很好。三是学生木刻打开了对接现实生活和社会政治的道路，具有现实意义。四是积极参加中国木刻研究会，并发展了国际交流，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现实版画》、《胜利版画》比较集中地反映重庆中大学生木刻运动兴盛阶段的实践：一是时间上的延续，跨度从1940年、1941年到1942年。二是中大艺术系青年学生从课余自发学习研究木刻到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服务创作木刻。三是木刻版画内容和思想的深化，从关注社会现实到寓意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阵线和中国抗战的胜利。四是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提高，从模仿、创新尝试到表现技法的多样化。作为历史资料和木刻图像辑录，《现实版画》、《胜利版画》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现代版画史中还具有双重价值。
在中国近代史中，木刻图像史料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木刻图像史料为读者揭示档案记录中所遗漏的重要细节，弥补文本的不足，使读者生动地想象历史现场。相比于已出版的历史老照片，〔27〕它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还以艺术性的手段渲染了历史的细节，更加生动感人。《现实版画》通过学生视角展示了中国抗战及重庆大后方的生活，不涉党派，不作无病呻吟的程式化创作，立场是严正的。《胜利版画》借以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视域，通过木刻图像形式，呈现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同仇敌忾的团结气象，同时又从国际化的视野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抗战建国的重要性。2015年，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现实版画》、《胜利版画》的发现和研究也为还原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做了形象化的注脚。
此外，《现实版画》和《胜利版画》也特别彰显了学生木刻在中国现代版画史中的重要价值。新兴木刻由鲁迅先生引入到中国，青年学生充当了生力军的角色，他们的积极参与一直是新兴木刻运动发展的不竭动力。1931年6月，鲁迅为杭州国立艺专学生木刻社团“一八艺社”写了一篇内容深刻的檄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鼓励新的、年轻的、前进的木刻艺术。抗战爆发后，木刻作为新兴进步的艺术，吸引了许多青年爱好者，学生木刻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抗战中期即1941年末后的两三年，是抗战期间重庆木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中，以重庆的中国木刻研究会为核心，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展览风起云涌，各种木刻副刊、书刊如雨后春笋，木刻教育事业、理论建设和对外交流也有长足的进步。〔28〕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青年学生梅健鹰等人受时代感召，凝聚成强烈的爱国意识，课余研究并掌握新兴木刻这一战斗的武器，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他们关注现实生活，出版《现实版画》。作为青年学生，因为是课余自发研究木刻，拿来模仿是一条捷径，他们专门研究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技法，以提高自身的技艺水平。难能可贵的是，宗其香还创新木刻技法，尝试山水画和木刻版画的结合，以摆脱木刻版画大多数人物造型的范式。
尽管《现实版画》中木刻作品的艺术性有一些不足，但还是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说明学生木刻的朴素形式和内容是符合现实社会要求的，对于当时存在的美术创作与社会现实脱节，文化与抗战无关的旧思潮，予以适时地还击。他们的作品具有突出的战斗性，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他们为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服务创作《胜利版画》，发展了国际交流，为抗战服务乃至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阵线做出重要贡献。《胜利版画》中，人物肖像如梅健鹰的《英首相丘吉尔》反映了梅健鹰比较扎实的素描基础和版画创作中素描基础的重要性。力夫的《中国战时大学》虽以老照片为底本，但木刻作品反映出的“刀味”，其实也是一种再创作。梅健鹰的《争取最后胜利》和梅健鹰、梁白云、谭勇的《粉碎纳粹坦克车》展现了战斗的群像和战争场面，说明中大木刻青年木刻表现技法的多样化。《胜利版画》木刻作品比《现实版画》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总体说来，《现实版画》、《胜利版画》内容和主题的不断深化，艺术价值的进一步提高，从另一侧面丰富了抗战时期重庆木刻活动活跃时期的面貌，做为青春记忆的学生木刻增添了中国现代版画史的新色彩。
【注释】
〔1〕艾青《略论中国的木刻》，《新华日报》1938年1月30日。
〔2〕丰中铁《早期木刻运动在四川》，《美术研究》1980年第4期，第54页。《漫画与木刻》作为抗战初期重庆中央大学学生木刻刊物，具有开创意义，但它一直很难寻觅，随着民国老报刊数据库的不断开发和内容更新，假以时日，希望能够找到。
〔3〕梅健鹰(1916—1990)，广东台山人，擅长绘画及陶瓷艺术。1943 年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回国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讲师、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后定居美国。编著有《中国陶瓷史》、《色彩原理及其在陶瓷上的应用》。梅健鹰曾出版《健鹰木刻集》，1941年1月版，见张泽贤《民国版画闻见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页。
〔4〕阮道达《谭勇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5页。2013年秋，笔者在南京特地访问了徐悲鸿的在世弟子，原重庆中央大学学生木刻运动活跃分子，已从南京师范大学退休多年的谭勇教授(1918—)，谭勇先生年事已高，记忆力不好。他的女儿接待了我，我拿着谭勇先生的木刻作品咨询，谭勇女儿回忆在帮助父亲整理物品时，也发现书中夹着《英美战舰》、《军民合作》等木刻单页，感觉很诧异，发出这样的感叹“爸爸还会搞这个!”谭勇女儿送《谭勇传》给笔者，作为研究资料。
〔5〕《现实版画》，1940年第1卷第1期，前记。
〔6〕《现实版画》，1941年第1卷第2期，卷头语。1941年，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体育、艺术两科改科为系，吕斯百正式任系主任。
〔7〕《现实版画》，194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封面。
〔8〕王鸿勋《拙而巧，巧而拙》，《纪念宗其香》，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9〕梅健鹰《论木刻版画的绘画成份及雕刻成份》，《现实版画》1941年第1卷第3期，附记。
〔10〕梅健鹰《木刻的批评》，《现实版画》194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第17页。
〔11〕《现实版画》，1941年第1卷第4/5期合刊，编后记。
〔12〕陈广猛《抗战时期英国驻重庆使领馆的变迁》，《兰台世界》2016年第15期，第130页。
〔13〕《抗建通俗画刊》第二卷第一期，1942年1月15日出版，第11页。
〔14〕转引自凌承纬、张怀玲《画坛·长枪出击—抗战时期重庆风起云涌的木刻展览》，《美术研究》2015年第6期，第53—54页。
〔15〕《抗建通俗画刊》第二卷第二期，1942年7月1日出版，第25页。
〔16〕李桦、李树声、马克《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辽宁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17〕顾孟平《国际对中国木刻的重视》，《综艺：美术戏剧电影音乐半月刊》1948年第2卷第1期，第4页。
〔18〕王琦《艺海风云—王琦回忆录》，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9〕张玲《画家宗其香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20〕《胜利版画》第1期，1942年6月1日，第1页。
〔21〕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插图。
〔22〕《胜利版画》第2期，1942年7月1日，第15页。
〔23〕阮道达《谭勇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24〕张道藩《教育部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概述》，《社会教育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第18页。
〔25〕《时代版画》第一卷第一期，三十五年(1946年)版，第16页。
〔26〕《纪念本届美术节，艺术系举办画展》,《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8年复刊后第31期，第3页。
〔27〕2015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重点出版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了《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六卷。丛书图片主要来源于史迪威家族、顾维钧家族复制、捐赠的照片，美国国家档案馆藏战时美军随军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还有从东京神保町旧书街购置的老照片和部分日本战时出版的各类画册、写真集及台湾地区搜集的各种老照片。
〔28〕凌承纬《抗战时期重庆的木刻运动》，《新文化史料》1994年第2期，第67—68页。
作者：司开国（绍兴文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来源：美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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