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吴门四家”里的“另类”，仇英是以文人所敬而远之的“工笔人物”收获盛名的；他几乎没有书法作品留下，没有诗词歌赋留下，也没有什么八卦供人津津乐道。这个出身卑微、自学成才的漆工，愣是靠自己的才华成为美术史上的一代大家。

明代姜绍书的《无声诗史》称：“英之画秀雅纤丽，豪素之工，侔于叶玉”，人物画“发翠毫金，丝丹缕素，静丽艳逸，无惭古人”，仕女画“神采生动，虽昉复起，未能过也。”——这里是说如果连画《簪花仕女图》的周昉再世也未必画得过仇英，这无疑是对仇英极大的褒奖。

仇英最为今人称道的便是其“青绿”技法，他也将这种颜色运用于长卷人物场景中，他的配色总是很好看，这种敏感得益于其早年漆工的出身。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传统器物之美非常迷人，精工细作的雅致已成绝唱，所以能作出好漆器的人，他的画画当然不会差，加之仇英后天的勤奋与悟性，证明了即使是天才确实也是由99%的汗水塑造的真理。

仇英之所以要付出那么多的努力，是为了跻身当时的上流文人社会。但即便如此，他在今天的地位可能还是不及吴门四家的其他三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他的书法是硬伤，所以我们还是多以画家称呼仇英，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有个例子可供参照，在著名收藏家项元汴收购的藏品中，书法藏品之冠是王羲之的《瞻迎帖卷》，值二千金；绘画藏品中则以仇英的《汉宫春晓图》最高，但只有二百金。可见在古代文人士大夫心中，书法的地位要远高于绘画。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项元汴对仇英的赏识。

我们每每提到一幅中国古代书画的经典母题，再例数哪些名家画过，肯定会提到仇英的名字（如果仇英有画过此母题的话）。在创作这些经典图式的时候，仇英往往会留下鲜明的个人风格。

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人物画这一分科中，甫一开始，人物画就是承载着“成教化，助人伦”的使命，因而，历史故事题材是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之一。仇英也不例外。这一方面，他在项元汴赞助下对其藏品临摹较多。另一种是仇英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一些历史故事和传说的演绎，在风格和技法上以南宋为圭臬，多是取一景的小品，画面有趣味性。最后一种就是人物场景图了，此中代表即为《汉宫春晓图》。

人物画发展到明代这里，就开始“退隐”到山林之中了，于是，“文人雅集”题材开始出现。仇英对此题材自然也是熟稔，也寄托了他对这种上层阶级交游方式的向往之情。真正体现仇英令人赞叹的集大成功力之作是见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剑阁图》，这幅纵长295.4厘米、宽101.9厘米的长卷，是仇英自创的母题，其灵感来自李白的《蜀道难》。

仇英通过这幅精雕细琢、充分体现工笔精细和青绿山水既磅礴又秀丽之风的长卷，诠释了什么是既有“意境”又有“精气神”的中国画。整幅画作浩荡磅礴，气冲霄汉，行路者鱼贯于崎岖小路上传递着一股不畏艰难而勇往直前的气息，因而此作可以说流露出一股中国古代书画中难得的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佳作，而非一味地“摹古”或追求简淡萧疏的古意。

同样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就是“清明上河图”了。无论是北宋开封府的繁华，还是明代吴门姑苏城的热闹，都邀请观众以平民的眼光观看历史上曾经的平民的生活：罗锦匹帛铺、丑婆药铺、描金漆器、裱画铺子、酒肆青楼......曾经的生活在尺素上依旧鲜活，这份迷人的魅力穿越千年历史尘埃依旧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今人面前，怎能不让人心动？而仇英，作为一个优秀的职业画家，也深谙喜闻乐见的题材深入人心的心理，故他的题材总是讨巧的。他摹古又不拘泥于“古”，仇本《清明上河图》便是例子。

虽说是摹张择端原作，但是时代显然早已变迁，彼时姑苏城繁华程度远超当年的汴梁，当时的苏州府是明代首屈一指的财赋重地，因而仇英是画出了一卷更繁华和细致的“清明上河图”；此外，创作此卷时仇英寓居昆山周凤来之家，有大量文献古籍和古画，在艺术素养上已是其人生中非常成熟的阶段。再有，仇英因出身的关系，非常了解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所以在他的描绘中，这些穿梭市巷间的人是非常鲜活的，他们是作为繁荣姑苏的主力军而被呈现在画卷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