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师从上海起步，才有了“五百年来一大千”

2019年恰逢一代丹青大师张大千诞辰120周年。有着“五百年来一大千”之称、被西方艺坛誉为“东方之笔”的这位传奇艺术家，究竟是如何声名鹊起进而走向世界的？这得从张大千在上海说起。

张大千的一生，足迹遍布中华乃至全球多地。其中，被他视为人生福地与第二故乡的，正是上海。张大千是20岁那年来到上海的，在此长居的时间不过十来年，人生的轨迹却从此奠定。在上海，他参禅悟道，得名“大千”；拜师学艺，受益深远；精进画技，一鸣惊人；觅得知音，相惜一生……

可以说，从上海起步，这才有了“五百年来一大千”。

1919年底，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当时名叫张正权的张大千离开喧闹的都市，叩响了松江禅定寺的大门。他请求出家，当一名僧人。这座寺庙的住持逸林老法师为他取的佛门法号是“大千”，为佛说“三千大千世界”之略语。从此，“张大千”这个名字伴了他一生，并将他推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当年遁入空门的张大千，只有20岁。青春无限好的他，如何会迈出这一步？在此之前，张大千的未婚妻谢舜华不幸亡故，怕是最为直接的因缘。

谢舜华是张大千的表姐，大他三个月。据说这位表姐长得眉清目秀，文雅娴静，与张大千是青梅竹马。1916年，两家长辈给这对情投意合的小儿女定了亲。次年，张大千赴日本学习织染。临行前，他与表姐有过约定，两年学成后返乡成亲。可当张大千1919年从日本归来，国内的军阀混战让他一时难以返回四川内江的家乡，只得在上海稍作停留，不曾想到，没过多久，家乡传来噩耗，他日思夜想的未婚妻因病辞世。这段感情的夭折，对张大千而言是至痛的打击。

他又为何远赴松江了结尘缘？一来，禅定寺是远近闻名的古寺，始建于宋淳佑四年，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曾居于此，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时曾御书“禅定寺”匾额。二来，人们揣测，尤喜临仿石涛作品的张大千，像是追随石涛远去的身影而来——明皇室子孙朱若极、亦即隐姓埋名的清初画家石涛曾在松江九峰寺出家，拜一代名僧旅庵本月为师。

出家禅定寺的张大千，谨遵着佛门清规，过起“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清净佛门生活。或许，他的凡尘终未了。临到赴宁波观宗寺接受大戒，这个小和尚迟疑了，为了头上不被烧上戒疤，甚至与德高望重的老法师辩论。就在受戒典礼举办前夜，张大千从寺庙里逃走了。倒也不是想还俗，他找寻的下一个落脚处，依然是寺庙，于是奔西湖灵隐寺而去。

张大千做和尚的日子，正好是一百天。寄住在灵隐寺时，他曾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诉说心中的苦闷。他以为，没钱的穷和尚不能做；同时，不烧戒，永远会被看成野和尚。他被“怂恿”回上海——有人帮他寻好了上海的两处寺庙，说他住在那里尚可常与朋友们谈书论画。就在张大千从杭州回上海时，他的二哥张善孖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将他一把“逮”住——原来，是朋友通风报信“出卖”了他。就这样，张大千被“逮”回了尘世，这才有了日后人们盛赞的“五百年来一大千”。

常伴青灯古佛的这段经历虽短，于张大千的影响实则极为深远。日后，他以“大千居士”自居，无论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工笔，画面总是透着圆融渊穆的禅意，其中，佛像系列与荷花系列都将他的艺术带到了某种高度。

海上艺坛拜师“南曾北李”。令他扶柩至老师家乡，在墓傍筑庐守孝一个月的，是何等难忘的恩情

张大千一生中正经拜过两次师，而这两次，都在上海。他的这两位恩师，是当时在上海滩有“南曾北李”之称的曾熙与李瑞清。他曾在《大风堂名迹》序言中写道：“冠侍通人，刻意丹青，穷源篆籀，临川衡阳二师所传。”临川衡阳，也即“曾李”二师。自清末以来，上海画坛便是名家辈出，涌现出虚谷、蒲华、任伯年、钱慧安、赵之谦、吴昌硕、黄宾虹、王一亭等一连串闪亮的名字，在以中西并陈、求新求变为特征的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中独领风骚。这些画家以豫园为中心、以社团为纽带，怀着赈灾济贫的公益精神，砚田鬻画，砥砺激发，绘就了一幅交相辉映的艺术盛景。

禅定寺出家以前，张大千在上海实已辗转拜入曾熙门下。曾熙字子缉，别号农髯，衡阳人。此人满腹才华，曾为衡阳石鼓书院主讲，并任湖南省教育会会长，能诗、工书、善画，其中书法尤精，寓刚于柔，用笔藏转，被后人尊为“农髯体”。

坊间传说张大千随曾熙学画，李永翘在《张大千传》一书中揭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确的。曾熙曾自言“年六十始作画”，张大千拜师曾熙之时，曾熙刚好60岁，应当尚在“始作画”的阶段。因而当时，张大千跟曾熙主要学的是书法。

日后，张大千的画名似乎远甚于书名，然而早年却正是书法帮他快速打开通往绘画的法门。曾熙提倡“书画同源”之说，在他看来，首得笔法，再以笔法通之画法，画画就不难了。他嘱咐张大千，万不可只学一家，要取各家之长，最后糅为一体，为己所用。

从曾熙这里，张大千受益最多的，其实是对于诗词、古文、戏剧、音乐、篆刻等各类艺术的广泛涉猎、融会贯通。一日，张大千毛笔字写着写着，把笔一搁，溜到戏园看戏去了。曾熙知道以后，并没有批评这个学生，反而告诉他，戏中拖腔常有一波三折之妙，实与练书法字有相通之处。他甚至鼓励张大千多听戏，多看脸谱、道具，玩味其中的奥妙，只因这些对于书法、绘画都将大有裨益。从此张大千笑言自己是“奉旨看戏，名正言顺”。

再说张大千的第二位老师李瑞清。当年重返尘世的张大千，奉父母之命回家成亲，以绝出家之念。新娘是比张大千小两岁的曾正容。对此，张大千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保留“大千”的字号，二是婚后仍要到上海去，以便继续学习书画艺术。婚礼办得甚是风光，结果，婚后不足三月，张大千就迫不及待回上海了。这一次回来，曾熙不仅悉心开导他，带他到黄山看枕石云烟，还将他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同为大书法家的李瑞清。

这李瑞清，字仲麟，别号梅庵，临川人。他本是清朝进士，1906年时为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办也即校长的他，在该校创办了图画手工科，算得上中国近代美育教育的一大开辟者。李瑞清教授学生，自有一套心得。比如，他命张大千临写汉魏以来的历代佳拓碑版，且规定他用双钩法写之，认为否则难以领悟字之转折微妙；他也命张大千集各碑拓中之佳字为联语，认为否则难以掌握整体结构的奥秘。

很难说张大千究竟从两位老师身上学到了什么样具体的技法，但两位老师之于张大千的书画之路是难以忽略的。有人指出，单单张大千练就的一手临摹古画足以乱真的功夫，就与有缘在两位老师以及他们的朋友圈里亲眼见到大量历代精品不无关联。

对于“曾李”二师，张大千始终心怀感念。1930年曾熙病逝上海，张大千曾扶柩至恩师家乡，在墓傍筑庐，守孝一个月，尽孝子礼而去。日后，张大千的书斋和画室里则始终悬挂着与老师的合影及老师的书画作品。

首次丹青个展申城打响，100幅作品全部售罄，他的职业画家人生形态就这样立住了。

上海在张大千的艺术生涯中之所以值得被铭记，更有他在画坛的崭露头角与正式出道。当时的上海画坛，生机勃勃，吸引了大江南北的画家荟萃于此。这座城市流淌着一种迷人的气息，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就像一座文化大熔炉，让身处此地的很多人找到了发展空间。当时的很多画家都相信这样一句话，能不能在画坛立足住脚，闯一闯上海就知道了。就这样，黄宾虹来了，张大千来了，潘天寿来了……尽管他们若干年后可能又各奔东西，但如果没有在上海的这一段经历，他们都不可能成为后来的自己。

张大千是在一个名为“秋英会”的文人雅集中露出尖尖角的。这是1920年代上海颇为闻名的聚会，一年一度，选在秋高气爽的时节赏菊吃蟹，当场挥毫，绘画题诗，以文会友。前来赴会者，书画界名流众多。

一日，秋英会的召集人赵半跛听说，张善孖有个小兄弟也能画画，故一再叮咛他下次带上这个小兄弟。这个擅长画画的小兄弟，正是张大千。对于第一次参加秋英会的情形，张大千日后有过口述回忆：“秋英会的雅集，多喜欢创集锦之作。这个画几笔，那位题几句，甚至互相指定，出题目，叫来拉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自属小老弟，（大家）不仅要我绘画，又要咏诗、题字，出的题目也多。由山水人物花卉动物，工笔写意无所不画，被指定与前辈先生们合作的也有。在秋英会中，诗、书、画三绝的全才实在也不多，会画的不一定能诗，所以大家都对我刮目相看。”

在这一次秋英会里，张大千与郑曼青、谢玉岑三人“最吃香”，与会中人不是与他们合绘，就是找他们题款。当时的上海报界说张大千一鸣惊人，崭露头角，被大家视为后起之秀。

凭借着“秋英会”赚得的声名，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内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他一下子展出了100幅作品，山水、花鸟、人物等题材，写意、工笔等手法皆有，且尺幅大小不一。

这次画展，据说张大千将100幅作品依次编号，每幅作品不论题材、精细、大小，售价一律200大洋。购画者将买到哪一幅，全凭抽签决定。他以为，“虽说购画者喜好不同，但我自信每张都是用心画的，所以价钱一样，抽签分配，也算公平。”

展览之情形，杨继仁在《张大千传》中有过详述。开展最初一个多小时，场面略为冷清。过不多久，是秋英会诸前辈的捧场，打破了场面的尴尬。

三天时间，展览结束，100幅作品全部售罄，虽算不上轰动全城，倒也算百事如意。从此，张大千开启了职业画家的人生。

人生得“三妹”一知己足矣，此二人之间，一句失仪的笑话都未说过，她对他是关切、爱护，他对她则是敬重、感激。

也是在上海，张大千邂逅了心灵世界相伴一生的红颜知己——与他同庚的沪上名媛李秋君。

有这样一种说法称，张大千与李秋君因一幅假画而结缘。张大千临摹古人的功夫是一等一的，尤其是他仿的石涛，让行家也不免“打眼”。李秋君的父亲、一位宁波籍儒商就是诸多上当者之一。他曾花了50块大洋买回一幅石涛“真迹”，当他得意地把画展示给女儿李秋君时，李秋君笑道：“画是假的，但作画之人天分极高，将来成就之大，将是划时代的。”这李秋君，是李家的三小姐，也是沪上有名的才女，别署瓯香堂主，诗词书画皆通。

听了女儿的话，这位儒商几经辗转寻得这位俨然“石涛再世”的“高人”张大千。有一回，张大千应其之约到家中做客，一进客厅，便被墙上挂着的巨幅《荷花图》吸引了。画面画了一枝残荷，一根秃茎，一汪淤泥，飘逸脱俗。张大千感叹“画界果真天外有天”，却也直言些许疑惑：“看此画，技法气势是一男子，但字体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原来，这幅画正出自李秋君之手。

就这样，张大千与李秋君相识于惺惺相惜。张大千日后回忆：“我在上海的日子，多半在李府做客”“这位三小姐与我常谈画论书，因为我们是通家之好，李府上下由老太太到佣人，个个对我都好，从不见外。”

李家有意将女儿许配给张大千，曾派人特来求亲。听闻此言，张大千既感激，又惶恐，更难过。他连忙跪拜下去，称自己在原籍已有家室，不能委屈秋君小姐，只得有负雅爱。万万没想到，李秋君就此竟是终身未嫁。

日后，张大千与李秋君以兄妹相称——因李秋君在家排行第三，张大千唤她“三妹”。此二人之间，始终“发乎情，止乎礼”，没有半分逾矩，甚至连一句失仪的笑话都从未说过。李秋君对张大千是关切、爱护，张大千对李秋君则是敬重、感激。

在张大千心中，李秋君占据的那个位置是独一无二的。张大千在上海公开收徒时，将“大风堂”画室就设在李府；向大风堂拜门的弟子，李秋君可以代张大千决定收或不收；如张大千不在上海，李秋君可以代表张大千接帖，受门生的叩头大礼。张大千在大风堂有一把专属座椅，门生朋友都不敢坐，李秋君每天却要坐两次。倒不是她以主人自居，她总专挑饭后坐上这把椅子上，为的是占着这个位子，不让张大千在这段时间画画——她认为饭后画画易得胃病。

有人说，李秋君对张大千的关照与支持，对当年在上海打拼的张大千的出人头地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张大千上海首个个展的筹备、主持，都是李秋君。

尽管自1930年代初张大千就已离开上海，他与李秋君之间，依然留下一段段佳话。

抗战前夕，张大千曾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心瑞、心沛过继给李秋君，李秋君对她们亦视同己出，悉心呵护。1940年代初，张大千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完成了艺术上的飞跃，当年支持鼓励他的，也是李秋君。此二人也曾合购墓地，互写墓碑，相约死后邻穴而葬。当时张大千有三位太太，李秋君写了三种墓碑，半开玩笑对他说，不知是哪位太太的运气好，会与你同穴合葬；张大千则为她写了：“女画家李秋君之墓”。

这是怎样的情意！难怪，张大千常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若问我谁是我的知音，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李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