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展”已闭幕，董其昌是中国书画史上绕不开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书画大家，而且是明代书画理论的建树者，影响了有清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山水画史。本文从董其昌所处的时代、生活的地域环境与文化氛围、自身所具备的素质、交游范围等方面，尤其是董其昌的“朋友圈”，来阐述“董其昌之所以为董其昌”的原因。

正在上海博物馆热展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展”一下子又让董其昌进入了世人的视野。其次不独此展览，以前或以后的展览，或者再不办展览，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有关董其昌的书画藏品，各种媒介上的研究介绍，累积起来，也足够回味。董其昌其实从未离开过书画家的视野。就像曾经有人发痴地问过：为什么书法家每天都要说王羲之？换一个人不行吗？这真是自说自话——不说王羲之又能说谁呢？董其昌就是董其昌，一直受到很多关注。书画家要开宗立派，需要有执牛耳之领军人物、乡邦作者群和精品涌流，最重要的是学术理论支撑。对于董其昌来说，一切都具备了。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必须有系统的理论支撑。董其昌不仅是一位书画兼擅的大家，更是明代书画理论的建树者。这是他之所以能够远超同时代其他诸多书画家并能够独树一帜的贡献原因所在。至于观者的毁也好，誉也罢，只是不同的关注角度。数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一般书画爱好者，都是热度不减。

任何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地域和个人自身的实力等因素，往往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时空只是外因，个人实力才是内因，两者缺一不可，尤以后者为决定因素。为什么同时代有那么多书画家，最终只有他董其昌在仕途和书画艺术等两方面可以兼收，生前享尽功名利禄，还能死后流芳？

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董其昌的成功不妨概括为“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作用。这三个词经常用，但要知道，对于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师不可以复制，关键在于把握好时机。

天时，董其昌主要生活在十六世纪，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公元1522年明世宗嘉靖元年到公元1573年明神宗执政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万历年间，明朝的耕地总面积是七百万顷，明末更是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此一水平，即使是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也没有能打破。万历年间的亮点就是张居正执政。张居正在位之时，权力和名望极其强盛，他甚至能压抑万历皇帝内心的懒惰和懈怠，逼着万历皇帝当了十年的“明君”，老老实实地配合他从事改革。张居正当首辅的十年，被后世称为“万历中兴”，他将亏空的明朝国库，扭亏为盈。万历的另一项重要风习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衣食住行上，茶文化与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手工业突飞猛进，家具样式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家具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私家园林在万历非常发达，成为园林的典范，尤其以吴门最为有名。休闲文化的兴盛，致使百姓的娱乐风尚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万历时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在这样一个近乎声色犬马的时代，社会各个阶层醉心书画，像董其昌这样的人必定容易得到膜拜。

地利，董其昌生活在当时最富裕的江南地区，过去苏州吴门和松江华亭属于一个地区。松江是十五、十六世纪新兴的工商城市，从元代开始，这里便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杨维桢、黄公望、王蒙等文人画家，或做官，或讲学，或游历，都曾在此地居住过，有极其深厚的人文底蕴。松江现在属于上海，仍然是中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观看董其昌的展览，心里不时会默念——“阿拉董其昌，享尽功与名”。 
人和，需要分两方面来看——自己和朋友，因为这两方面是相互作用的，你选朋友，朋友也选你，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就董其昌本人而言，儒学和禅宗等思想不仅对于其书画创作和理论有深刻的影响，对于他的交友也有很大程度的影响。董其昌生活的晚明时代，正当心学大盛，儒释道三教融合。他的人生符合儒家道路，与众多儒学派别的人物交往密切。董氏以儒学的“原道”精神再借鉴禅宗流派，建立了“南北宗论”，强调格物致知的精神，重视“悟”的认知方式，所谓“即艺成道，豁然有会”，由此确立特立独行的创造力。禅宗思想伴随在董其昌的一生中，随着年龄的增长，禅宗思想逐渐渗透到他的书画实践和为人处世当中。董其昌生平交友广泛，善于结好各方，懂得进退之道，官隐结合，优势互补。党争酷烈之时以持平之论而明正义，遵循“邦无道则隐”的出世观，远离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残酷争斗，明哲保身，天启六年(1626)选择了深自引远的处世之道，告病还乡。董其昌的政治智慧有自身的鲜明个性，能施展才能则做官，不能施展才能就走人，“陈力就列，不能则止”。盱衡董氏一生来看，能够功成身退、得以善终。

董其昌虽出于望族，却生在寒门，最终通过自己的多种努力，成为当时书画圈的红人。

俗话说，能站住三百年才算数，现在董其昌已经辞世383年。董其昌在当时即拥有创作和理论的话语权。在临摹和创作上有很多独到之处，把个人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至于其多次刻帖，传播经典，更是有功之人。有思想、有理论、有实践，对于一个书画家来说，成功的要素基本具备了。董其昌成为“华亭派”领袖，一代宗师，最终有了“文敏”的谥号。赵孟頫亦有此谥。过去文人谥号中有“文”字者，意味着在文化方面有一定贡献和威望。中国古代的文化中，有一种死亡崇拜现象。死者为大，而且人的肉体死去后，精神还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并能从后人的供奉中受益。所以古时候的高官们生前显赫，死后亦有哀荣。哀荣的一种重要形式，便是谥号。最为梦寐以求的美谥，莫过于“文正”，其次是带有“文”字的其它谥号。同时代、同地区的文徵明，只有私谥，至于祝枝山、唐伯虎就更不用说了。

从外围因素来看，董其昌虽然在仕途上略有波折，但基本上算是官运亨通，一直做到礼部尚书，位极人臣，亦是众望所归，不像很多“纯粹的书画家”，基本上都因为仕途不得意而就此绝缘。董其昌是极度勤奋的。书法需要天才，但天才也要勤奋，王羲之、张旭、米芾哪一个不是天才，不是极度勤奋者？董其昌即使在书画船中，也是笔耕不辍。八十多岁仍然坚持临池，还留下了绝笔《紫茄诗》，不可多得。

当然，董其昌不是完人，比如他的应酬太多，门生代笔成为公开的秘密，作品中存在很多赝品和庸品。在书画鉴定方面注重一己之感，随意性成分大。再者，后来松江有火烧董宅的变故。关于这一点，目前存在争议。有的认为不真实，乃是人为构陷，乃董其昌的仇家所编。很多来自卿官野史的社会传闻，喜欢借风助力，推波助澜，诱人信以为真，更多的则是不加思辨，人云亦云，耳食之语。也有人认为像《明史》中未能提及，是因为有人刻意虚美掩饰。我没有深入考证。这是一篇大论文。本文所提及的关于董其昌的诸多方面，都可以成为抽丝剥茧的研究对象。董其昌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在此只想提出一点，从董其昌所交往的文人士大夫来看，都是层次比较高的，都有思想头脑，爱惜羽毛，极具个性之辈，如果董其昌真的是人品极其恶劣，还能甘心为伍？稍后一点的晚明志士黄道周，在见到董其昌在政治上的见解、在军事上的谋划、在经济上的韬略，尤其在涉辽事务上，对努尔哈赤之崛起，对边外女真之扰边，多倡防范抵制之策，颇有未雨绸缪之计时，也承认对董认识之不足：“昔者睹先生之未有尽也。” 
董其昌的“朋友圈”无疑是他成功的关键。

如前所述，艺术家必须要有平台，但首先自己得是这块料。不过，董其昌的“朋友圈”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论，既有同时代的朋友圈，也有后世的“朋友圈”，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和见证了他最终可以获得成功。经典和大师都是反复打磨出来的。有观点就认为，董其昌存世的大量手札，可能正是这个秘密所在。董其昌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长期赠送给朋友的“润”，就是个人亲笔信札，他不断地、不厌其烦地给自己认识的所有人写信，估计一生都在写信，保持关系的可信度和坚韧度。

所谓“朋友圈”，乃是时下新媒体常用来指称现实中人的一种关系常态，以微信和QQ最多。不过，朋友圈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从一开始以手机通讯录中的熟人朋友构成微信朋友圈主体，到现在已经是大量的陌生人介入，“朋友圈”可以说是徒有虚名，比如说大量的“僵尸好友”，从来没有任何交流，甚至一言不合就拉黑删除，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都少不了卖力吆喝的微商，卖这卖那。友情点赞不代表内心认同，只是一种外交礼仪。时间久了。从甫一开始的新鲜感，发帖呈现井喷之势，现在更新特别少了，明显感觉到很多人处于一种疲劳甚至麻木的状态。多数只是报道自己的行程和生活琐事，混个脸熟。“朋友圈”已经没有朋友，这是当下一个尴尬的存在。有人说，网络世界，一切没有边界，尽在掌握之中。相互视频，更是觉得近在咫尺。但是，如果真的对方有突发事件发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因为天涯仍然是天涯，咫尺还只是咫尺。虚拟和现实之间，永远有一道鸿沟。

对于董其昌来说，他的朋友圈永远是真实的，所以玩得风生水起，无论是当时见过他的人，崇拜他的人，还是现在，只能通过历史史料来了解和研究他的人，内心都有一种真实的情结。董其昌永远是关注的对象。
董其昌的朋友圈，可以分为五个层次来看：

第一层是文人圈。古代文人是书画家的“底本”，不用强调，天然就是一个前提。时下强调文人书画家，实际上恰恰说明已经没有了文人。即便是有，也仅仅是一张皮而已。现实中虽然没有名义上的文人存在，但有时也可以说有文人，不必在意文人之名，侧重的是文气、文心和文胆。这样的人还是有的。反过来讲，只有具备了这三者，不管身处现代社会的哪个行业，都能算作文人。千万不要把“文人”变成一个标签。不能喧宾夺主，以为戴金丝边眼镜，梳了二分头，带了折扇，穿了长衫就是文人，即便是有，通常也是徒有虚名。

董其昌本身就是一个文人，虽然官做得很大。时至今日，更是只会以文人的标准来对待他，而非官家视角。艺术是永恒的，政治是速朽的。董其昌青史留名，靠的就是自己的书画成就，而不是政治功名。当然，当初他位高权重，确实有利于他的书画传播，扩大了影响力。

这些人当中，影响较大的有陈继儒、汤显祖、王世贞、王时敏、陆树声、王肯堂等。着重要提及的是莫如忠、莫是龙父子，袁可立、袁枢父子。父子两代都能良好地交往，称得上是世交。另外，董其昌与徽籍名人的交游，主要涉及到程嘉燧、李流芳、李永昌、杨明时、丁云鹏、刘上延、詹景凤等，大多是新安画派的先导画家。当然，其中最有名要属与陈继儒的“莫逆之交”，两人早负盛名，一同参加科举，不同的是，一个落第后隐居，一个高中后官至一省学政、礼部尚书。不同的仕途选择并没有影响二者的交往，二人亲如兄弟，“少而执手，长而随肩，涵盖相合，磁石相连，八十余岁，毫无间言，山林钟鼎，并峙人间。”陈继儒的朋友大多也是董其昌的朋友，陈继儒的绘画美学观基本上和董其昌一致，所作山水画也相似。

第二层是高官圈。主要有王元翰、赵南星、周延儒、叶向高、阮大铖等。董其昌在朝为官时间长，官位高，与朝中权臣关系密切，不用赘述。

第三层是古董商、大收藏家圈，比如项元汴、韩世能、冯梦祯等人。苏州吴门当时有很多的古董商，像莫是龙父子本身就是大藏家，董其昌接触这些人，可以充分接触到好的书画精品，由此打开眼界。有观点认为，董其昌在收藏方面，从借观藏品而终成收藏巨擘。明代的鉴藏中心由苏州转移到华亭，是因为华亭出现了“巨眼”董其昌，《明史》载：“集宋、元诸家之长，行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明清政局承平，经济发展超乎以往，赏鉴收藏之风兴盛，达官显宦、富商大儒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自己所喜的书画珍品。一些私人藏家几代相传，所聚至富。董其昌少年时并不善书，关键时刻所见到的真迹主要来自项元汴家。董其昌与项元汴的长子项穆是同窗，通过这样一层关系，他得以从大藏家项元汴那里接触到大量的书画真迹，从而极少走弯路。项元汴与董其昌是忘年交。项元汴去世的时候，董其昌只有35岁。所以董其昌与项家的交往，主要是和项元汴的子孙。崇祯八年（1635），其时项元汴已经去世45年，董其昌不顾81岁高龄，应项元汴子孙项德成、项嘉谟之请，书《项墨林墓志铭》楷书册，详述项元汴家世、生平，由此可见项氏家族对董其昌在书画艺术上的帮助，董其昌至老心存感激。两家人以书画为纽带的鉴藏活动持续了几十年。

董其昌的朋友圈还有两层是“隐形”的，对于董其昌书画艺术的继承和传播更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层粉丝圈，喜好临习董氏书画的古人，有的甚至崇拜到极其疯狂的程度。最典型的如康熙、雍正这两代帝王。九五之尊的力量，非同小可。至于书法史中取法董其昌的人，一般爱好者不论，赫赫有名者，如陈继儒、李流芳、査士标、查昇、王文治、汪士鋐、孙岳颁、梁同书、陈鹏年、张辰、金世熊，直至后来的吴芝瑛、吴湖帆，甚至就连八大最初也是学董其昌起步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董其昌确实有过人之处。

第五层是拥趸圈，今时今日对于董其昌书画非常感兴趣，执着研究的“董迷”。从古至今，对于董其昌创作的研究就没有过断层，一直持续至今。如今不仅是国内，还有很多国外学者，汉学家。再回到这次董其昌相关的主题展来看，火爆程度依然不减，不管褒贬，是是非非，董其昌永远是话题中心。借助现代新媒体技术，真正在微信“朋友圈”中持续登场亮相，更多的资料，更多的细节，汇拢集中，对于董其昌的了解持续推进，更进一层。这个“朋友圈”的力量无比强大，贯通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古代与今朝，做到了比董其昌还了解董其昌。

人间曾有董其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