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国祚虽短，但其绘画成就斐然。今存传世宋画2200多张，而金画不足10张。《石勒听讲图》经清代沈元晖、沈默、黎海峰，民国徐宗浩、罗家伦等收藏，一直都被视为元代画作。本文作者通过对画面中人物服饰、器具图案的分析，以及与存世金代图像资料及金代史籍对比研究，认为是一件难得的金代宫廷人物画。

2017年3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对其进行了初步鉴定，从材质、绘画技巧等角度，认为此画非常精彩、高古，创作年代下限为元，或可上溯，并建议对服饰等展开进一步研究。

笔者认为，《石勒听讲图》是一件研究金代宫廷服饰的画作，反映了海陵王时期“模仿宋制错综损益”特征，填补了长期以来研究金代宫廷服饰、典章制度的图像空白；它是金代海陵王时期创作的、反映金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汉化改制”的宫廷画卷。

然而这张珍贵的画卷在惨烈朝代更替后却遭跌宕命运。由于文物、人事邈隔，信息闭塞，加之一直辗转私人藏家手中秘不见天，深度研究不能及时推进，长期被误读误判。

一、学术界关注

2016年，罗家伦家属在香港将罗家伦旧藏《石勒听讲图》公诸于世。画作中，石勒坐在繁华绮丽的床榻上，儒生坐在绣墩上讲《汉书》，石勒身后有宫女两名、仪卫两名，宫女一持节、一袖手作叉手礼；仪卫控弓引刀，其中一名持仪仗（图1）。卷前有明代李东阳篆书题引首“石勒听讲图”，卷后有李东阳长跋，认为“殆元人所作也”。画作后来陆续经清代沈元晖、沈默、黎海峰，民国徐宗浩、罗家伦等收藏，都一直视为元代画作，无人识得其金代宫廷服饰本色，更没有人破解其创作主旨。 

沉寂800多年的《石勒听讲图》甫一现身，它栩栩如生的传神写照，特别是别样的服饰特征立即引起学术界、文物界巨大关注。广东文物鉴定、服饰研究、美术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首先关注了此画。广州大学服装学院服饰研究专家吴训信说：“时至今日，我们掌握的元代图像资料非常多，对元代宫廷服饰研究也比较充分，与元代民族服饰笠帽、瓦楞帽、姑姑冠等相比较，这张画的人物服饰显然不是元代服饰。它描绘的应该是蒙古族之外的另外一个少数民族宫廷政治生活场景。”2017年3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先生对其进行了初步鉴定，傅先生从材质、绘画技巧等角度，认为此画非常精彩、高古，创作年代下限为元，或可上溯，并建议对服饰等展开进一步研究。2017年5月，来自北大、浙大、社科院的一批学者在北京观摩考察了此画，相关研究陆续展开。

二、破解服饰之谜

通过与存世金代图像资料及金代史籍对比研究，可以断定《石勒听讲图》人物服饰是难得一见的金代服饰：石勒袍服上是辽金时期典型图案——左右相对鹘团纹的，仪卫穿的是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发明的尖头靴，衣服是典型金代官服，其服饰的毛皮出锋、窄袖、圆领、装銙束带、双䤩尾、捍腰、豹尾、尖头靴、帽带、绦带等10处特征与现存金代画张瑀《昭君出塞图》一致（图3），儒生所坐的盘凤饰纹绣墩是金代独有的绣墩。

服饰特征比较

1、金绣团鹘（图4）

《石勒听讲图》中石勒胸臆有一个非常大的圆形图案：一对相对而视对称的金绣的鹘，中间杂一花卉，与《金史》中记载一致：“（女真）其胸臆肩袖，或饰以金绣，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这在存世的绘画作品中是唯一的出现。它是辽金时期才出现的新的服饰图样，即内容为成对鸟雀、形式上是单一团纹来装饰胸臆并代表官阶。在出土的辽代服饰中有多个类似图案。辽金之外的服饰上没有出现过类似图样。

2、绣墩（图5）

儒生所坐的绣墩纹样如床榻上凤凰羽翅，因此是“盘凤”纹样式，而“盘凤”绣墩正是金代特有的绣墩，《大金集礼》：“朝贺殿庭筵宴，自来臣僚墩坐用紫罗绣盘凤”。在历史上其他朝代都没有过盘凤纹绣墩的记载。

盘凤纹绣墩点出了此画招贤纳士的主题。古代宫廷坐具是有严格等级的，不能造次。按照宋制，官秩一品的宰相与使相等方可坐绣墩，其余坐蒲墩。金朝也一样，绣墩、杌子都是分不同的场合、不同人群分别使用的，并且饰纹都不一样。《大金集礼》：“东宫视政，宰执坐具若亦用绣墩，恐与朝殿筵宴无别，拟止用杌子。宰相在上，执政次之，更合准备紫罗铺坐、紫罗杌衣。”在古代，儒士能被皇帝赐坐绣墩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耀。郑獬《送蔡同年守四明》：“尚书蔡公在廊庙，器业文章第一人。绣墩赐坐议大政，天子称之社稷臣”。儒生所坐的绣墩在《石勒听讲图》无疑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石勒听讲图》的主旨也迎刃而解：不仅仅是反映帝王好学，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汉文化，更表明朝廷尊重汉儒，求贤若渴、礼贤下士。

3、身着金代官服的仪卫

《石勒听讲图》左侧的两个仪卫：深目、鹰钩鼻，蓄胡须，控弓引刀，相貌、装束明显胡人形象。特别是左侧胡人，与金代张瑀《昭君出塞图》中胡人族类极为类似。

（1）毛皮出锋窄袖、盘领、缝腋官袍。仪卫穿的是窄袖、缝腋、盘领官袍，款式与《金史》关于金代官服的特点记载“窄䄂、盘领、缝腋”相符；颜色上，一个着青团花袍、一个着绯团花袍，也正是金代官服标准颜色。

（2）捍腰（图6）。两个仪卫的腰间左右各束有一块三角形的毛皮“捍腰”，与现存的金代张瑀《昭君出塞图》中的金人身上所着的捍腰一致，也是目前存世绘画中所见仅有的2个动物皮捍腰。这是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是当时契丹、女真族袍带的背饰，《辽史拾遗》：“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簳、韀勒轻快，便于驰走；以貂鼠或鹅顶鸭头为捍腰。”

两个仪卫的腰间左右各束有一块三角形的毛皮“捍腰”，与现存的金代张瑀《昭君出塞图》（图6）中的金人身上所着的捍腰一致，也是目前存世绘画中所见仅有的2个动物皮捍腰。这是非常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是当时契丹、女真族袍带的背饰，《辽史拾遗》：“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为弦，箭削桦为簳、韀勒轻快，便于驰走；以貂鼠或鹅顶鸭头为捍腰。”

（3）豹尾（图7）。两个仪卫的箭囊上都系有一条豹尾，这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服饰，在存世的人物画中，只有描写契丹、女真族的绘画才出现豹尾。如：《卓歇图》、《胡笳十八拍》、张瑀《昭君出塞图》、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出猎图》、《归猎图》。

（4）海陵王发明的尖头靴（图8）。仪卫的靴子很特别，多出一个尖尖的脚趾（图7），这是金代海陵王完颜亮设计并自制的尖头靴，宋郭彖《睽车志·卷四》中记载：“逆亮末年自制尖靴，头极长锐，云便于取蹬，而足指所不及，谓之不到头。”穿上这种靴之后，足趾不到鞋头，便于乘马时取蹬。

（5）髡发与耳环（图9）。两个仪卫留发于耳后，左边的仪卫耳朵戴着金环。《大金国志》及元陈准《北风扬沙录》说：“（女真)耳垂金环，留颅后发”，图像与史料记载是一致的。

（6）团花袍、拳脚幞头（图10、11）：仪卫一个着青色袍服，一个着绯色袍服。绯色袍服上的绣文已经脱落无法辨认，但青色袍服上绣有红色团花却依稀可见。金代官阶的区别之一就是袍服的颜色与绣纹，通过花朵的大小区分官阶的大小。《钦定重修大金国志-仪卫》：“导前者皆弩手、伞子，其人各长六尺八寸衣，以真锦团花袍，金镀银带，簇金蛾拳脚幞头。”弩手、伞子都是皇帝身边的仪卫。
最左侧着绯色袍服的仪卫戴的是金代特有的拳脚幞头，这种幞头迥异于汉人的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等幞头，在流传的宋、辽、元绘画作品中没有出现过。 

头盔：右边的仪卫戴头盔，无帽檐，其形式较接近出土女真渤海式头盔（图12）近似。

（8）摩羯型箭囊（图13）： 最左侧仪卫挎装饰精美的摩羯型箭囊。摩羯纹是外来的纹样，其基本造型是双翅鲤鱼，在金代玉器、金银器中有广泛的应用。这种箭囊与存世画中汉族、契丹、蒙古族长方形箭囊差异巨大，目前也未见于传世其他绘画作品中。箭囊中插的箭羽宽而白，应是用白桦木制作。史载契丹、女真“以皮为弦，箭削桦为簳”，至今东北满族依然保持着用白桦木制箭的传统。

（9）双䤩尾装銙束带：《石勒听讲图》对仪卫的束带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其装銙样式与出土的河南焦作金代墓壁画双䤩尾革带（图14）样式一致，也与张瑀《昭君出塞图》中束带近似，其特点正是金代束带典型特点“銙周鞓，小者间置于前，大者施于后”。

（10）仪鍠（图17）：两个仪卫手执的细长的红漆柄仪仗——“仪鍠”，这是皇家仪仗，其中一个仪鍠斧作龙首吞刃状，非常近似出土的辽代仪鍠（图18），与宋元的仪鍠斧明显不同（图19、20、21、22）。

（11）仪卫绦带。两个仪卫除了束双䤩尾革带外，在胸际还都束有绦带。这种革带再加绦带同时束系的做法在传世人物画中非常少见。但是这种特别的束系方式在金代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在张瑀的《昭君出塞图》中出现了多次，此当为同一民族同样习俗的又一明证。

4、宫女服饰

两个宫女的服饰，初看貌似唐人风格，细细探究，双垂于前的绦带、博鬓簪（图23）、头戴真花（24）等这些都是唐、五代所未有的样式。

《金史·仪卫上》说金代宫廷礼制：“金制天子之仪卫，其非大礼远出，则有常行仪卫宫巾（即宫女）导从焉。大抵模仿宋制错综损益而用之。”《石勒听讲图》宫女服饰就非常明显体现了“模仿宋制错综损益”的特点：高腰裙披帛、头戴真花、云日冠等反映模仿宋制，而绦带、龙簪、白玉耳坠等则透漏着本民族服饰的消息。

（1）云月冠（图25）左侧宫女梳高髻，戴云月冠：团云拥簇，中间一个圆圆的月亮。云月冠是两宋高髻时代宫中盛行的冠饰。北宋李廌《师友谈记》：“太妃暨中宫皆缕金云月冠，前后亦白玉龙簪而饰以北珠。”对于这种高髻冠饰，北宋皇佑年间曾有“妇人所服冠，高无得过四寸，广无得逾一尺，梳长无得逾四寸，仍无得以角为之”的明文禁令，从此也可以窥见当时的流行之盛。金代《四美图》中的四大美人也都是高髻，戴各式冠子。

《石勒听讲图》左侧宫女头戴菊花。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簪花仕女图》一文说：“北宋时，花冠式样大为发展，才流行戴真花”。与宋同时期的金人受中原风气影响，也以簪花为尚。金代赵秉文《戴花》：“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

（2）绦带。《石勒听讲图》两宫女在腰际束黄色绦带，并垂长长的双带于前，在右侧结蝴蝶结（图26），与金代《四美图》（图27）及众多出土金代壁画样式一致，也与《金史》关于妇女䄡裙的常式记载一致：“前拂地后曵地尺余，带色用红、黄，前双垂至下齐”。

（3）龙簪图（28）。左侧宫女发髻左右两侧插有龙簪，龙簪是典型的宫中女性头饰，《金史·舆服志》记载：“皇后冠服，花株冠，用盛子一，青罗表、青绢衬金红罗托里，用九龙、四凤，前面大龙衔穗球一朵，前后有花株各十有二。”

值得一提的是此龙是龙头、犬身、长腿、卷尾。犬身卷尾龙在唐宋元明清都非常罕见，传世其他唐宋元的绘画作品中没有出现过。但黑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金代早中期皇室的御用器物铜坐龙（图29）其形却正是犬身长腿卷尾龙。此外，北京金中都遗址出土的几个铜坐龙（图11）也是犬身卷尾龙。于此可以窥见金代对龙形象的理解。目前所知，犬身卷尾龙是金代独有的龙形。宫女所戴龙簪形式更接近黑龙江博物馆的坐龙，也即早中期龙形。

（4）白玉耳坠。唐、五代、北宋时期的中原女性一般都不佩戴耳饰，耳饰多属于中土之外的异域装束。在现存的唐宋《宫乐图》、《仿周文矩宫中图卷》、《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摹张萱捣练图》、《韩熙载夜宴图》、《女孝经图》、《瑶台步月图》、《歌乐图卷》、《调鹦图》、《簪花仕女图》中女性都没有戴耳饰，可见在宫廷中耳饰并不流行。而金代女子戴耳饰是时尚。近年在哈尔滨新香坊金墓曾出土了一对白玉耳坠（图30），这种耳环不同于辽代常见的摩羯耳环及各式鱼形耳环、也不同于元代常见的葫芦耳环。《石勒听讲图》两宫女耳际下方的白色耳饰当是白玉耳坠（图31）。

可以看出《石勒听讲图》写实性非常强，细致入微，尖头靴、捍腰、豹尾、拳脚幞头、团花袍服、盘凤纹绣墩、团鹘纹、白玉耳坠……这种高度写实应该非亲历者不能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除见于存世的几幅金代绘画外，大多仅见于金史典籍记载，在传世的其他绘画中都没有出现，具有极强的排他性。

而前人对此画之所以误判，是因为囿于见识，金元服饰混淆。这与金末惨烈历史密不可分。蒙古族与女真是世仇。南宋赵珙撰《蒙鞑备录》载，金世宗时，金朝“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灭丁”，蒙古人因此“怨入骨髓”。此外女真还曾经杀害过成吉思汗的曾祖——蒙古部的首领俺巴孩汗。因此，蒙古族兴起后，便对女真族进行了屠杀报复。一是对金国皇族完颜氏进行灭绝式追杀，元太宗下令“惟完颜一族不赦”。抓到金国旧部后，只是姓完颜，便二话不说杀掉，结果完颜氏几乎被杀绝，只有少数人改名换姓存活下来。二是大肆屠掠。《元史》记载：1234年，蒙古灭金。得户87万，人口为475万余人。金太和七年（1207年），官方统计人口数字为768万户，4581万人，短短二十余年，人口锐减90%。三是蒙古军队对金内府收藏的书画不加珍重，当时金内府收藏大都被付之一炬，大量的图像资料毁于兵燹。金代宫廷服饰对大多数元朝人来说是陌生的。至于晚300多年的李东阳，对这种服饰自然隔阂更深。正因为对此隔代两朝的异域典章、服饰显然已无十足把握，他判断“殆元人所作”，一个“殆”字已经说明他对其上限把握的不足与犹豫。不然，以他的身份与阅历，断不至于对元代服饰还不敢确定。

三、创作主旨与海陵王政治变革

“石勒听讲”最早见于《世说新语》：“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讲述的是少数民族首领接受先进汉文化的故事。石勒（274―333年）是羯族人，北方少数民族中杰出的政治人物。他在位时招揽人才，重用张宾等汉族贤能，重视文教。他性情磊落，亲近汉文化，特别喜欢听儒生读史书。

如前所述，绣墩在古代是宰相与使相等方可有资格坐的坐具，《石勒听讲图》通过赐座绣墩，不仅仅是反映帝王好学，以开放的心态主动接受汉文化，更表明朝廷尊重汉儒，求贤若渴、礼贤下士。

而这恰恰与女真入主中原初期的历史进程是高度契合。女真问鼎中原后对先进汉文化学习极度渴望，大张旗鼓进行汉化改革，其力度之大可与北魏孝文帝汉化相提并论；同时，高度重视汉族士子，为收罗汉族士子不遗余力，甚至还出现过科举史上罕见的强行押考真实故事。《金史·隐逸传》载汉族士子褚承亮被金军押解入考场，强令应试的遭遇：“……拘集境内进士，试安国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军中知其才，严令押赴，与诸生对䇿……”。

综合判断，《石勒听讲图》是金初第四位皇帝海陵王时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政治主题宣教画。需求决定了创作，熙宗、海陵王时期是金代汉化的关键期与高潮期，最内需要动员宣传，统一思想，对外需要感召拉拢、罗致汉族士子。《石勒听讲图》出现了海陵王发明的“尖头靴”，因此可以直接排除熙宗而将此画定格在海陵王时期，即1149—1161年间。而金代的其他阶段产生这种画作可能性小：金代立国之初各项规章制度、礼仪都是追随辽代，汉化尚未开始，自然无创作这种主题画作的需求；海陵王之后的金代世宗、章宗对汉化进行抵制，特别是对海陵王的汉化持否定态度。金世宗批评海陵王：“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在抵制汉化阶段也不需要这种题材画作。从章宗泰和末年至金末，综合国力日益衰退，金廷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从“好儒恶吏”转为“好吏恶儒”，对儒生进行迫害，知识分子政治地位迭降，这个阶段当然也不太可能产生这种题材绘画。

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年）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庶长孙，金代第四位皇帝。他自幼聪明好学，雅好汉文化，非常喜欢亲近汉儒，曾拜汉儒张用直为师。史称他自幼“好读书，学弈、象戏、点茶，延接儒生，谈论有成人器。……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着而慕之”。1149年完颜亮篡位称帝，改元天德。他是一位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的皇帝：将首都从会宁（金吉林阿城）迁到燕京（今北京），开辟了燕京的新纪元；对官制大刀阔斧改革，确立了“一省六部制”的中央官制，强化了中央君主集权制；罢世袭万户职，改变贵族“子孙相继”、专揽威权状况，大批起用渤海、契丹、汉人人才，无论贵寒，扩大政权的基础，巩固了统治；尊儒重道，仿古中原王朝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命令各州县：“许破系省钱，修盖文宣之庙；旧有赡学田产，缘兵火没官产，许给还之。其于本行礼教崇儒重道之风，洋洋乎四表矣。”使推崇孔孟之道，尊礼儒生，走向体制化；恢复乃至重新改革科举考试，创立监考院，用于监督科举；推进法制建设，颁布实行了金朝真正意义上的成文公法《续降制书》。

四、断代分析

对人物画特别是政治题材宣教画断代需要综合绘画技法、创作主旨及历史政治背景分析。《石勒听讲图》在绘画技法上更多地体现着北宋、金代重彩工笔人物画精能的特点，线条细劲，圆转流畅，描绘生动、精细，传色艳而雅，加之典型金代宫廷服饰、反映海陵王时期招贤纳士的创作主题，我们认为可以判断是金代宫廷画作。

而《石勒听讲图》创作时间若置之元代，则龃龉不合，矛盾重重：从儒士地位看，那是一个种族歧视严重、儒士地位卑下的社会，所谓“九儒十丐！”，赐座绣墩何敢奢望？从画家本领看，元代画家普遍疏于宫廷题材的政治宣教画。元人陈玄说：“方今画者，不欲画人事，非画者不识人事，是乃疏于人事之故。”最为关键的是，从蒙古、女真族对立关系看，元代是不会出现《石勒听讲图》这种为金主点赞的画作，元金两国历来势不两立，是死对头。从蒙古族灭金后对完颜氏以及金国庶民进行的铲草除根式大屠杀来看，在元代用画笔描绘金代宫廷场景，宣扬金代的汉化，为金主礼贤下士点赞无疑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创作这种主题画作呢！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常有“后人可画前人”一说， 此说的前提是描绘者与被描绘者双方没有利害冲突关系、没有禁忌，用于普通题材则可，用于政治宣教题材画作则不妥。正如明代是不可能出现《元世祖出猎图》一样，元代不可能出现这种为金主唱赞歌的《石勒听讲图》。

如果经权威古代书画鉴定专家鉴定认为《石勒听讲图》属于金代，那这一画作的发现至少具有美术史、服饰史、金史研究的三重意义，从美术史角度看，它充实了寥若星辰的金代存世绘画，是金代绘画传承北宋正宗文脉的一个有力明证，有助于提升金代绘画研究水平。从古代服饰史角度，为我们保留了弥足珍贵的金代宫廷图像资料，对今后深入研究其间典章文物、服制礼仪变更具有重要意义，对打破目前金代宫廷服饰、金代纹样的研究困局具有崭新意义。

金代服饰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宫廷服饰，原因在于图像资料及出土服饰资料极为有限。

图像上：长期以来，最直接的绘画资料过去能见到的只有马云卿《维摩演教图》、张瑀《昭君出塞图》、宫素然《明妃出塞图》、杨微《二骏图》。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金代墓室壁画走进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这些出土金代墓室壁画主要集中在北京、山西等地，不过因为是民间普通官吏的墓葬壁画，墓葬等级比较低下，反映的是金代中低层民众服饰特征，带有阶层及地域局限性。此外，还有少数汉人创作描写普通女真士兵或普通百姓的作品，如陈居中《文姬归汉图》、陈居中（传）《胡骑春猎图》、陈居中（传）《调马图》、陈居中《苏李别意图》、陈居中（传）《观猎图》、南宋《柳荫牧马图》、《胡笳十八拍》。囿于见闻，描绘的多是普通士兵或女真百姓形象，尤其是人物多是程式化……与真正的金人笔下的生动传神女真人形象相比，明显在细节写实上不足，缺少丰富性。

出土服饰上：反映宫廷服制的皇家墓葬、王公墓葬大都在元明时候就被毁。此外，之金代女真族盛行火葬习俗，大多服饰下葬时为灰烬。现在能看到的等级比较高的金代王公墓葬是齐国王墓，有少量服饰如皂罗垂脚幞头、紫地金锦襴绵袍等出土，于此可以窥见些一点金代王公贵族服饰样式，但依然非常局限。

《石勒听讲图》对研究海陵王时期服饰意义重大，真实反映了海陵王时期“模仿宋制错综损益”特征，即既有对宋制服饰、礼仪的模仿继承，如用仪鍠斧、着绛纱袍，同时也有改良，特别是保留了一些本民族的服饰特征，如仪卫服饰保留女真本色，宫女头饰繁复，龙簪、白玉耳坠富有民族特色。

从金史研究角度，它从图像上反映海陵王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助于丰富海陵王时期文化政策的历史研究，也从图像上直接呈现了海陵王时期具体礼仪制度，有助于我们对海陵王汉化改制作更为精准的研究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个重要历史变革的记录画卷。

（本文原标题为《<石勒听讲图>：罕见的金代绘画巨制》，发表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