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代表米勒

2013-04-12 编辑：王桂芳 浏览次数：108378 次加收藏

318此前为大家一一介绍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绘画的代表之巴比松画派中的卢梭、柯罗、杜比尼、迪普雷、迪阿兹、特洛容，他们与米勒共称为“巴比松七星”，在此，318为大家讲解这巴比松七星中最后一位——米勒，这位讴歌农村生活的大师，在他的作品中深刻的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

在1855年沙龙的闭幕式上，法国美术大臣富尔德宣称：“艺术如果为了追求新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忘记了大师们的美和传统的纯洁而崇高的领域，它就会走向自我灭亡，现实主义只想刻板地模仿自然中最缺乏诗意和崇高的东西。”但是在19世纪中期，法国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主流，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不再是左右艺术家创作思想的规范，而只是他们进入现实表达个人情感的参考。对丰富的现实世界的关注使艺术家得以更充分地表达个人的主观情感而不是规则，由此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现实主义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同时现实主义证明了它不仅不是“刻板地模仿自然中最缺乏诗意和崇高的东西，”而且恰恰表现了“诗意和崇高的东西”。米勒就是明证。

318米勒简介

《自画像》，1840—1841年，布上油画人物，63.5×47cm，美国麻州波士顿美术馆藏。

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1814—1875）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半岛距瑟堡和格雷维尔城不远的一个叫格律希的村子里。他的父亲是一个从事音乐、并有较好艺术素养的人，他不仅指挥着一个乡村合唱队而且还搞些小雕塑。米勒的母亲出身在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里，其亲属都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米勒从小就是在农田里长大的，直干到20岁他才正式去学画，所以家庭的教养和劳动的经历培养了米勒朴实勤劳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以后的审美取向。不过米勒并非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真正的方向的。米勒17岁那年曾无师自通地画了一幅大画《看守羊群的牧羊人》，画面虽幼稚，却体现了米勒对周围熟悉生活的观察和对艺术的热爱。以后他进入瑟堡画家朗格鲁画室学画。1837年在朗格鲁的推荐下，米勒获瑟堡市政府600法郎奖金而进入巴黎一所美术学校深造。同年又成为当时巴黎著名画家德拉罗什的学生。他最初的老师无论是米歇尔·朗格鲁，还是德拉罗什，传授他的都是学院派的那一套。由于米勒是一个质朴而腼腆的人，所以尽管他内心里并不喜欢这些装腔作态的东西但还是接受了。他听从了德拉罗什的劝告去参加罗马大奖赛，但没有成功。从德拉罗什的画室出来后，米勒常出入卢浮宫博物馆，向古代大师，尤其是米开朗基罗和普桑学习。他一面学习艺术，一面和一个朋友租房以卖画为生。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去画那些受欢迎的布歇风格的作品，甚至这种风格的《卖牛奶的女人》和《骑术课》还在1848年的沙龙展出了。这时的米勒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厌恶他目前的状态，另一方面又不知自己今后的道路该怎么走。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终于清醒了。1849年的一天，他到一个画商家里办事，画商不在，正巧另两个陌生人也在等画商，只听他们指着墙上米勒的一幅布歇式的女人体说：“这就是米勒的画，他只会画这种低俗的画。”米勒羞愧难当，他决定离开巴黎，到巴比松去，即使生活再艰苦，也要走自己的路。从35岁起就定居巴比松，之后他一住就是27年，几乎一生没有离开过那里。他在那里生活、劳动、创作，画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与巴比松许多画家来往，和他们交流创作思想，他的作品反映了巴比松农民的生活和那里的自然世界。但是从米勒作品的意义来看，他又超越了巴比松派，他把人性中质朴、善良、高贵、永恒的一面呈现出来，从而感染了全世界的人。1875年，他61岁时咯血病(肺结核)逝于巴比松。

318米勒艺术风格及油画代表作欣赏

巴比松的田园劳动者使米勒看到自己多年梦想的升华，使一幅幅平凡的农村生活场面放出奇光异彩。米勒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他讨厌“夸张、装腔作势和虚情假意”，他指责那些为了私利而忘记自己品格的人（即那种被社会扭曲和异化的人），因为他们已失去了他们的本性和真实性，而这些正是艺术家所必备的。因此他要求自己一定要真实地生活，真实地创作。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明确看到，他努力将自己所见真实地表现出来的企图。无论是《簸谷者》、《扶锄者》、《播种者》、《晚钟》、《拾穗者》等著名作品，还是《牧羊女》、《喂食》、《折枯枝的人》、《砍柴者》、《休息的葡萄工人》等这些不太有名的作品我们都能深深感受到真实的生活气息和艺术家对生活观察之深入。播种者和簸谷者之艰辛扶锄者和休息者之劳累、拾穗者和喂食者之贫穷，都以其深刻的真实性给观众以震撼。

《喂食》，1860年，74×60cm，现藏巴黎卢浮宫。油画人物

《喂食》是米勒生活较为安定时期的一幅作品，画中描绘了妈妈在给三个孩子喂食这个生活中常见的情景，侧面的来光衬托出母亲的慈爱、坚实、可靠，而把三个等着喂食的小孩表现的具体、真实、可爱，米勒朴实地把这比喻为母鸡与小鸡的关系（米勒给它起的另一个名字叫《小鸡的哺食》）。柔和的光线塑造出粗放而坚实的造型，甚至有些笨拙的意味，然而它却以诗意般的宁静歌颂了生活中的爱，并以远景中隐约的劳动者形象歌颂了劳动的美，这与以往富丽堂皇的罗可可艺术，甚至当时巴比松画家阳光明媚、美丽轻松的风景画是多么不同。当来自官方和保守势力的批评家对他大加指责时，米勒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他说：“我将坚强地站着，即使他们称我是表现丑的画家，是妨碍我们民族进步的东西，但我决不做把农民加以美化的蠢事。如果只能无力地表现我自己，我宁愿不表现。”他又说，“表现大地的呐喊这不是我的发明，古已有之。我想诸位评论家们是有学识有教养的人，可我不能人云亦云，因为我生来只知道土地，我只能忠实描绘我对劳动时的观察和感受。”

《播种者》，1850，布上油画人物，101.6×82.6cm，美国麻州波士顿美术馆藏。

米勒从生活中发现的是悲壮、内在、深沉的美，他使人们看到了生活中惨烈的一面。这其中既有同情又有控诉，从这一面说，他与杜米埃一样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画家。也正因此，米勒的画使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评论家大为惊恐，他们把他看作是社会主义者，说他企图煽起暴动，比库尔贝更危险。他们从《播种者》中看到了起义者的步伐，从《拾穗者》中看到了“在这三个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隐现出造反派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因此他们叫嚣“要把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画家从画坛上清除。”

《拾穗者》，1857，布上油画人物，85.5×111cm，巴黎卢浮宫博物馆藏。

《拾穗者》中，三位穿着粗布衫裙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费力地弯着腰，在收割过的田里寻找遗落的一点点麦穗。画家没有作任何美化，我们甚至看不清她们垂向地面的脸，但是，劳动的神圣，要土地献出粮食的精神，已是对劳动者最好的颂歌。正是由于它使公众首次惊奇地发现平凡劳动的伟大，所以才“在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似乎有造反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

《牧羊女》，1864，布上油画人物，81×101cm，法国巴黎奥赛美术馆藏。

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尽头的旷野上，《牧羊女》就是这种构图的典型。在大批农民拥入工业化城市之时，一位终日与羊为伍的姑娘像雕像一样默默地站着，她那迷茫的目光是在憧憬，还是在怅惘？遥远的地平线，明朗的天边，把她的希望和我们的思想一起带向了远方。

《晚钟》，1859—1860，布上油画人物，56×66cm，巴黎奥赛美术馆藏。

《晚钟》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艺术作品。在苍茫暮色中，随着远方教堂的钟声垂首祈祷的农民夫妇引起人们多少感触和联想！他们是在庆贺婴儿的诞生？祝愿婚姻的幸福？还是为死去的亲人默哀？或者是否可以说，那袅袅不绝的余音包含了整个社会和人生？

318米勒艺术的社会意义

在19世纪欧洲美术史上，作为农民画家的米勒是无与伦比的。他塑造的大量感人的农民形象艺术地展示了当时法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因此不少肯定者亦把他说成是革命者，是一个无产阶级的艺术家。其实，米勒是个不问政治的人。他曾说过，“一个搞艺术的人干预政治是不明智的。”所以，当库尔贝邀请他做巴黎公社委员时，他拒绝了。他的作品只是由于他们的极度真实性而被不自觉地赋予了社会的意义。不过他的真实性与库尔贝也是不同的，他借助的是印象和气氛，他在自然中寻找的是那些特征性的东西，因此他反对用准确无误地描摹自然和具体的细节来说话（这与勒南兄弟亦大有区别），因为这些细节会破坏他常说到的那种“思想”和感觉。他认为那些具有独特造型的动作和特定的环境就足以表达他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看到他只画一个人，或把人物变成环境一部分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从不像库尔贝那样使人物突现在画表面上，也不以强烈的肌理来造成直接的真实性，他将这一切都融入画面中去，所以他在保持人物结实的造型的同时，又赋予画面以诗意。在《拾穗者》中，农民的贫穷与地主的丰收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这种对比不是利用脸部的表情而是略去细节的人物动作与环境，他使人物具有了雕塑的力量，从而歌颂了劳动者质朴、勤劳的美德。而《播种者》则更明确地只通过一个人的动作就把米勒的思想表达出来了。难怪有人通过他的画看到了起义者的脚步。米勒作品的象征意味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象征派画家雷东也给他的画以高度评价。但是米勒艺术的根本特性还在于它的质朴与真诚，它是艺术家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质朴与真诚也将是开创20世纪艺术的起点，我们将在十分崇拜米勒艺术的梵高那里看到这一点。

如果说米勒作品的社会意义还只是别人强加给他，或他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杜米埃艺术的社会性和批判意识则是自觉而富战斗性的。在318的下篇文章中，将为大家重点讲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重要代表画家杜米埃，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