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鉴赏，是指带有一定评论的欣赏。对艺术品的鉴赏，因人而异，人们对艺术作品的感受、理解和评判都会有所不同，所以艺术品鉴赏带有强烈的主观因素，是根据各人的审美观、绘画修养、文学修养而产生的对作品不同的评判。所以，即使是同一幅作品，因为鉴赏角度的不同或是定位的不同，在鉴赏上也会有差异。赏与鉴是两个概念，赏是对作品高下、优劣、好坏的评定；鉴是鉴定作品的真伪。鉴赏绘画，似乎简单，却也必须注意方法。古人有许多鉴赏的标准和格法，虽然反映地是古代鉴赏家的审美理想，有一定的时代和审美特点，但对我们今天的鉴赏来说，有些还可以引作借鉴、参考。当然，我们今天鉴赏作品，还有着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和准则。

（一）、传统品评标准

传统的品评标准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与积累，对中国画的品鉴影响深远，至今仍为人们所借鉴。

1、 形神

关于形神方面的论述很多，有的注重形；有的注重意的；还有注重“形神兼备”的，这方面的争论从来没有休止过。作为造型艺术的中国画，必须依靠形象来反映生活，同事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思。因而现在的中国画鉴赏以“形神兼备”为最。具体的是形，抽象的是神，不能“贱形贵神”，舍形不能求意，只有“形具”才能“神生”。也不能只重形，那么画人物好像画的是泥塑木雕，画花鸟就象画的动物标本，虚有皮毛，全无生气。“形者其形体也，神者其神采也”。形与神二者缺一不可。

2、六法

六法是中国绘画史上最先提出的比较科学而系统的绘画创作与批评的准则，它们始为品评人物画的六项标准，其后逐渐应用到山水、花鸟画科。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谢赫把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北宋时期，刘道醇又针对六法的对品鉴标准，提出“六要六长”，使品鉴标准更为具体化——“六要”即气韵兼力；格制俱老；变异合理；彩绘有泽；来去自然；师学舍短“；“六长”即粗卤求笔；僻涩求才；细巧求力；狂怪求理；无墨求染；平画求长“。“六要六长”的提出使中国画的品鉴标准更加清晰和明确，同时也是六法的变相，所不同的是具体地指出了他们的优点，避免了理解上的偏颇。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意》标示：“然笔意亦无他焉，在品格取韵而已。”他们在绘画作品的风格上，以其有无气韵作为品评的标准。谢赫的六法论，为历代作画者、评论家所推崇，一千多年来，论者众多，对中国画论及中国画的创作发展及其品鉴，具有极大影响。

3、定格

在绘画的定格方面，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是第一部绘画批评专著，他以“六法”准则，将三国至梁的二十七位作画者的艺术，分为六品。

至唐代，不仅品数变异，而且迭加品名。朱景玄第一次提出“神、妙、能、逸”四格，把“神、妙、能”列为一、二、三品，把逸品置于后。张彦远提出“五等”，他在谈“画体”时，立下了自然、神、妙、精、谨细五等，他认为应把自然画列为第一等，把谨细画列为末等。他认为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表现，没有人工气息，没有斧凿痕。谨细画把什么都画出来了，是画的下品。“四格五等”，是唐代人新立的评画标准。

宋代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将四格的顺序重新作了排列，把唐代居于四格之末的逸格提到首位。即“逸、神、妙、能”。而宋徽宗赵佶主持宫廷画院时，把黄休复排列的顺序否定了，他认为应是“神、逸、妙、能”，赵佶变动四格次序，反映了他的“专尚法度”的评画要求。“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的逸格，正好与赵佶提倡的“法度”相对立，同他树立的黄筌派的“妙在赋色，用笔精细”的画风相违扭，于是把逸格从首位上降下来。

自文人画家占据画坛之后，绘画的品评以“逸”为先，以下笔若不经意，平淡天真而意味无穷的作品为“逸品”，它重在作画者主观情思的抒发，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独特风格，故往往更侧重于高雅胸襟的含蓄而又自然流露。清代恽寿平《南田画跋》云：“纯是天真，非拟议可到，乃为逸品。”其后品鉴标准以既传客观之神，又抒主观之情为第一要求。

陈湘波 《四季·惊蛰》

（二）、现代审美意识的介入

对中国画的品鉴，现代人的品鉴标准介入了现代的审美意识。传统中国画中以“逸”为先，强调的是抒写胸中逸气，对作画者的人品、修养上提出了高要求，画面追求的是荒寒、萧条、澹泊、淡逸、空灵、苍润、幽邃等境界，当社会动荡时，采取的方式是“避世”，归隐山林，表现的是失意文人的情怀。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社会，“避世”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作画者必须面对并适应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回避。在审美理念上，多多少少融入了一些西方的理念，比如造型的体积感、质感；虚实空间；色彩的运用；光影；透视等等，无形之中都带入了中国画鉴赏中。因而，不能完全以传统的审美标准来品鉴中国画，应具有多方面的现代的审美意识及其心胸，才能很好地把握中国画品鉴的尺度。

（三）、审美观不同，对作品的品鉴亦不同

各人的审美观不同，对待不同的绘画，有不同的品鉴标准。五代时期的花鸟作画者黄筌与徐熙，他们的绘画都具有很高的造诣，后人评价把黄筌、徐熙摆在同等位置，有“黄家富贵，徐家野逸”之说。但不同时期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态度是不一样的。黄筌描绘的宫廷的珍禽瑞鸟、名花奇石，富贵浓艳的绘画格调完全符合统治者的审美意趣以及欣赏口味，因而其画风迅速引导了北宋花鸟画的发展，也成为了这个时期品评花鸟画的标准。而徐熙描绘的是大自然中的禽鸟、花竹、草虫、蔬果，他追求的是生动活泼的笔墨趣味和朴实淡雅的绘画格调，他的风格在宋初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而自苏轼等文人作画者占据画坛之后，追求笔墨意趣的徐氏风格被文人作画者所看重，并迅速发展。黄筌、徐熙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不同的审美观，对待他们的作品有不同的评判，黄筌代表的是宋代院体画，代表的是皇室的审美观，徐熙代表的是在野文人的审美趣味，后被在朝文人作画者所看重。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院体画以“神”为先，崇尚“法度”，在形的要求上精确到“孔雀上台阶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而文人作画者是以“逸”为先，不拘成法，寄情于笔墨之中。因而，品鉴作品不能凭个人的审美及其喜好，就定其优劣，要放在作品的时代背景下，多方位地，客观而公正地评判，时间会检验一切的。

（四）、品评的角度不同，作品的品鉴存在差异

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用六法作为评论绘画作品的标准，他认为陆探微“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将陆探微的画标为上品。认为顾恺之的画“体格精微，笔无妄下，但迹不迨意，声过其实。”列为下品。而南齐的姚最在《续画品录》中对于谢赫把顾恺之这样的作画者列在下品，认为是不恰当的。他说：“至如长康（顾恺之）之美，擅高往策，矫然独步，终始无双。有若神明，非庸识之所能效；如负日月，岂末学之所能窥？”唐代的李嗣真也不同意谢赫对顾恺之的评价，说“谢评甚不当也”。他认为，顾恺之“天才杰出，独立无偶，……列于下品，尤所未安，今顾、陆请同居上品”。这几位作画者对顾恺之的评价都是恰当的，只是他们品评的角度不同，给顾恺之的绘画下了不同的断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一个全能的大师，也没有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无可挑剔的画家，也许他在这个方面是绝顶的，也许在另外一方面存在不足。因而，在评价一位画家的时候，不能因为某一个地方不足而否定了他的全部，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品评，才能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一位画家及其他的艺术。

（五）、绘画修养、学识不同，对作品的品鉴亦存在差异

对中国画的鉴赏，没有绘画方面的修养、学识，看到的只是作品的表象，比如画的是什么东西呀，画得象不象呀等等，对作品没有深入的理解和感受，有句俗话“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往往我们在美术馆里看画的时候，有的人一带而过，速度很快；有的人凝神踞足，时而眉头紧锁，时而退后，时而凑到画前，甚至还有人拿着放大镜细看局部。从不同的人看画的神态，我们可看出，哪些人懂画，哪些人不懂画。有些人对画的风格、作者的师承、用笔用墨、表现的画面意境等方面，娓娓道来。有些人看画茫然，不知所措，画看完以后，不知看了什么东西，没有一点感觉，只是觉得好看。观画的方法，元代的汤垕在《画鉴·画论》中道出了其中之奥妙：“观画之法，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傅染，然后形似，此六法也。若看山水，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戏翰墨，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笔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如果对绘画没有一定的了解，其气韵、笔意、骨法、位置、傅染、形似都看不出来，“得趣”也无从谈起。因而，要鉴赏中国画需要提高自己的学识和修养。修养、学识越深，看到的东西越多，学到的东西也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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