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耕略

留洋艺术家研究欠缺完整篇章

在中国的近现代美术史里，艺术家留学海外，又将其所学的心得和经验回馈国内艺坛的现象，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篇章。这种特殊的现象，产生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20至30年代，第二次则发生在80至90年代之间。而远在第一次留学潮兴起之前，或在两次潮起潮落之间，以个案留洋的亦从未间断过；而且他们所带回的讯息、观念和技法，亦在持续发酵，对国内艺坛的影响，可谓宽广而深远。但是，对这种特殊现象的研究，资料的整理和作较有规模的展示，似乎都局限在个案的范围。艺术史的整理，亦欠缺完整的篇章。对于散居海外的艺术家，作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评介，故非一人之力所能及，亦非一时之功所能至；关键在于有心人士的推动，和相关学术机构的重视以及持之以恒的深入研究。 

倾阅今年2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专文：“拓宽全球化时代华侨华人研究视野”，指出2012年华侨华人在海外的成就和贡献所涉及的五大板块，为经济、科技、参政、媒体和社团。并呼吁在新的全球化的形势下，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必须摆脱旧传统的束缚，更新观念，拓展视野，……从全球化的高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但文中并未涉及文化艺术的层面。海外华人在文化艺术上的贡献，容或不及政、经、科技那样热门和广为人知，然文艺的力量在于潜移默化地提升人们精神生活的素质，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就如我们所熟知的几位在西方现代艺坛有着卓越贡献者：绘画的赵无极、建筑的贝聿铭和音乐的马友友。他们在中、西方世界都享有盛誉。又如当今活跃于世界乐坛的的旅美年青钢琴家王羽佳，当她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奏完毕之后，全场听众即时起立鼓掌致敬，四次谢幕而不已。所有听众那种肃然起敬的神情，为她音乐所倾倒的疯狂，令我感受到文化艺术在心灵上的征服力，更能显现出一种亲和的、不可抗拒的魅力。所以，要“更新观念，拓展视野，”就不能忽视对海外艺术家的成就和贡献这个板块的研究。

寻求变革的第一次留洋潮

回顾中国艺术家到西方求艺的历史，自然会想到中国的油画先驱李铁夫先生。虽然，论者有云关作霖实为到海外学习油画的第一人，因为根据年代的记载确实比李铁夫要早。不过，据有限的流传资料而论，关氏精致的作品尚停留在一种工匠式制作的层面，常与外销画结下不解缘。相对于铁夫艺术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影响和启示性的意义， 是处于两种不同的层次和路向，所以先后的次序并无实质意义。李铁夫在海外生活四十余年，对于西方油画语言和精神的揣摩，深得要领；其娴熟的油画技法，以及扎实的造型基础，在当时尚处于蒙昧年代的中国油画艺术，确能发聋振聩，可说是学院式教育的典范。他在水彩领域上的贡献，就是将西方水彩的湿画法，尤其是萨金特饱含水份的笔法，与中国水墨式的写意气象融合起来，他这种描绘的风格对其后中国水彩的发展方向起了无形的主导作用。至于铁夫在水墨画上的成就，就是把西方水彩的澄明感，和水渍互渗的交叠效果，运用到传统的水墨画之中，让暮气沉沉的程式化了的文人画注入了新意和生机。尤其是他的国学根基在画面里所呈现的修养，更是今天学习绘画人士应引以为鉴的典范。但由于李铁夫晚年回归神州之时，基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因素，在当时传播西方美术教育的讲台上的缺席， 而导致其艺术的光芒处于被尘封的状态。不及比他晚了二十多年才出国求学的艺术家如徐悲鸿、林风眠、关良、司徒乔等在艺坛上的影响。

20至30年代间的出国求学潮，是导致中国艺术变革的一股主要力量。1905年，冯钢伯先到墨西哥，后转往美国学艺；李叔同则东渡日本，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次年，陈树人和高剑父亦到了日本求学。在此时期前往日本的还有陈抱一、林风眠、丁衍庸、关良和汪亚尘等；赴法国的则有李超士和徐悲鸿。而30年代间继续前往法国学艺的有颜文樑、司徒乔、吕斯百、潘玉良等；符罗飞则去意大利半工读，朱沅芷则随父移居美国，入加州美术学院，并组织中国革命艺术俱乐部。

这个时期的留学潮涨得快，也退得快。他们不像李铁夫那样在海外浸淫四十余年，除朱沅芷外，都在短短数年间便迅速回国归队，想必是鉴于国内形势之需要。在那个社会和艺术观念急剧转变的年代，只要从外国带回一点新的讯息、一点艺术的革命精神，对当时急欲挣脱旧文化枷锁的中国来说，就如在沉闷的湖水中投下一片小小的石块，便可激起翻滚的浪花。冯钢伯于1921年自美返穗，筹办广州市美术专科学校；次年关良亦返国，在上海美专和上海艺大执教；林风眠于1925年出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同年，陈抱一与蔡元培、丁衍庸创办中华艺术大学；而徐悲鸿在1927年归国后即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综观这一时期的海归特色，则是引入西方美术教育系统，以革新中国传统的美术承传体系。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或许短期的留洋学习和考察，未必能彻底地领略和经验到西方艺术的观念和语言的精髓；若从整体的大局而论，他们的归国正适切地解决了国内贫乏的美术教育的需要。

在中国画的领域里，东渡日本留学，学习东洋画风，并间接借鉴西方绘画技法，是当时革新中国传统绘画的最佳途径。高剑父于1908年自日本归国后，鼓吹折衷中西，创立“新国画 ”。1912年，他与弟奇峰到上海主办《真相画报》，可视为“岭南画派”前期的宣传喉舌。1924年剑父于广州创“春睡画院”，传授他的绘画理念。在当时陈陈相因、了无生气的中国传统画坛里，岭南派主张面向生活，注重写生，借鉴东洋和西画的审美及技法，以一种清新活力的面貌，在传统守旧的势力范围里冲开了一个缺口，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解放前夕，鉴于形势之动荡，不少艺术家流寓海外。丁雄泉于1946年先去香港，后转往法国；赵少昂亦于同年抵港；赵无极和朱德群则分别于1948及1955年移居巴黎；1949年黄君璧迁台；同年杨善深移居香港。这些散居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或能雄踞一方，若论及其艺术对国内艺坛的启示与影响，则赵无极当之无愧，盖赵氏能将西方艺术的形式和观念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宇宙观糅合无间。不过其艺术的影响力一直迟滞至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产生效应。 

潮起潮落之间

中国的美术学院教育体系，在上世纪50年代得以迅速地建立，并主要借鉴苏联的教学模式。1955至1960年间，由国家选派了一批为数不多的美术家和理论家到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深造，其中包括了郭绍纲、全山石、邵大箴、奚静之、罗工柳和肖峰等人。虽然他们不像那些侨居海外的艺术家那样，以个体为单元地选择个人的生活和努力的目标，但却能够在国家资源的支持下，集中精力地钻研个人的专业，这是前所未有的优势。他们学成归国后被分配到各重要院校执教，在当时崇尚苏式体系的形势下，他们的艺术就代表着一种典范的权威，得到广泛的尊崇。

在第二波的留洋求学高潮发生之前，有一批为数不多的艺术家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间先后移居海外。前往巴黎的有陈建中、司徒立；定居纽约的有钟耕略、蔡楚夫。在当时中国尚未敞开门户，一切尚处于封闭状态的形势之下，这些艺术家的去国离乡，自我放逐，都是为了寻求艺术创作的自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背景支持的情况下，以一个所在国艺术家的身份，与所有外国艺术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这也促成了他们能够真正融入西方的艺术大家庭，在纯艺术的层面里开创自己的事业。80年代之后，国内形势丕变，他们都曾先后回国展览、交流和讲学，带回西方艺坛的最新资讯，对于正在渴求了解西方新艺术、新观念的国内艺术家来说，恰如一阵及时雨。他们的个人经验和艺术风格，为正处于从单调走向多元的变革阶段的国内画坛，提供了生动现实的榜样。

此一时期，汇集于海外的华人画家主要是来自台湾和香港，他们的成就和经验亦曾间接地辐射到大陆的美术界，因此对海外艺术家的研究，亦不能忽略他们的成果。当时旅居巴黎的包括来自香港的戴海鹰、张汉明、梁兆熙、李国翰，和来自台湾的陈英德、彭万墀；活跃于纽约的则有来自香港的费明杰、王无邪、关晃、郭孟浩和来自台湾的夏阳、韩湘宁、姚庆章、陈昭宏、司徒强、卓有瑞、李小镜和谢德庆等。目前这批艺术家除了已经离世的，有些仍居海外，有些已移居大陆，有些则回归港、台，与国内艺术界仍保持交流和互动的，应可视为个案。

旅居海外的留洋热潮

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从美术院校出身的画家纷纷前往欧美求学，而以选择前往美国的比例最高。除了公派留学和交换学者之外，大部分都是以自费留学途径前往欧美的。其人数之多，创历史之高峰。这第二波留学潮的特点，就是绝大部分的艺术家都选择了长居海外，虽然后来亦有不少人回国执教或拓展业务。因此，第二波的海归特色，就是当他们回国贡献所长时，依然保留着在外国侨居的身份。一方面体现了当今地球村的生活形态，一方面亦说明了其回归的意义主要在选择性地参与国内的艺术活动，包括教学、展览等观念和技术层面的交流工作。经改开放后，第一、二批留洋的艺术家在80年代前期抵美，他们都有国内成功的背景，并以中国艺术家的身份在西方开展艺术活动。其代表人物有陈逸飞、陈丹青、金高、王济达、张红年、李全武和张宏图等。

此后在80年代中至90年代间，陆续以留学、访问或展览等途径分赴欧、美、加、澳、和港、台的，不计其数。据说，由北京赴美的艺术家，足可筹办一所中央美院分校。从广东迁居美国的，有陈衍宁、周树桥、关则驹、区础坚、梁君令、涂志伟、司徒绵、刘惠汉、何岸和梁卓舒，杨学軍则于2002年才赴美；旅居加拿大的有郭绍纲、张霭维、黄中羊；前往法国的有简宣义和梁彤秀；黄河则旅居澳大利亚；田沧海则寓居香港；冉茂芹和许固令则择居台湾。这一大批艺术家，都可归属于第二波留学潮的余绪，不管他们以何种方式旅居海外，但在新的艺术环境中学习、研究和取经则是一致的。这些艺术家经常游走于中国和居住国之间，其中不少人都在国内设有工作室，其候鸟般的生活几乎打破了中外的界限，与国内艺术家的交流已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

2000年之后，中国经济形势蒸蒸日上，硬件的建设一日千里。置身于国内现代化的环境之中，有时竟不知身在何方。这种时空错置的感觉，体现了高科技主载下的人类生活一体化的效应。然而，软件的完备建设尚需时日。只有软硬相配，才能达致高度的和谐。一如艺术上的形式与内容、风格与修养，必须两相兼备，始臻佳境。今天国内艺坛的开放和蓬勃，可谓斑斓而眩目；如何在精神和修养方面提高艺术的素质，应是海内外艺术家在交流互动中，共同寻求的高层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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