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伟铭

国画花鸟画艺术在唐代便有了独立分科。五代，所谓“黄家富贵”（黄筌）和“徐熙野逸”的风格，确立了中国花鸟画艺术殊途同归的语言模式。两宋皇族对精致、写实的花鸟画艺术的激赏，使工笔花鸟画进入全盛时期；而苏轼和文同等文人士大夫的个人兴致，则催发了写意花鸟画的滥觞。明清两代，工笔花鸟画昔日的辉煌，逐渐为写意花鸟画所取代，特别是徐渭和朱耷的横空出世，使写意花鸟画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高度成熟的程度。20世纪初期，吴昌硕以书法金石笔法入画，于大写意花鸟画中别辟蹊径；稍后的齐白石，承前启后，熔金石笔法与民间意趣于一炉，为花鸟画艺术之现代发展别开另一新天地。50年代开始，强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主题性创作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主旋律，花鸟画之发展不无岌岌可危之虞。在这一情境中，如何援用传统的绘画资源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艺术家的个人感受，便成了花鸟画艺术家无法回避的难题。改弦易辙者并不少见，但也有不少花鸟画艺术家，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譬如潘天寿、郭味蕖等艺术家。可惜，十年文革，玉石皆焚。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否极泰来，硕果仅存者虽寥若晨星，但也有一些倔强的新生种子，在劫后荒芜的土地上发芽抽枝，并在最近的三十年中，长成参天大树。

318艺术家方楚雄

毫无疑问，生于1950年的方楚雄，是这一页花鸟画艺术史的亲历者，也是花鸟画艺术的当代复兴最重要的实践者之一。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粤东地区，是流向南海的一片冲积平原，北靠福建，东临南海，是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交汇之处。在这里，有源自古代中原地区的音乐、语言的流风余韵；地少人多，精耕细作，更构成了精致的粤东文化的内在依据；同时，为了生存，也培养了“海外拓殖”的冒险精神。便利的水路交通不但缔结了南洋通商的纽带，也加强了粤东与外埠精神交往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前期，粤东地区先后毕业于上海美专、杭州艺专的学生人数近两百。

生于斯长于斯的方楚雄，很早就显示出他的绘画天资，小学时代即跟随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粤东名家王兰若、刘昌潮习画，在这一时期已有作品被国家选送到匈牙利、德国和中国香港等地参与展览，在当地被誉为“小神童”。早年扎实的传统笔墨训练，使方楚雄日后的国画花鸟画艺术无论在技法层面上还是作品气质上，都蕴含着剪不断的传统韵味。

从其艺术简历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文革”对方楚雄有什么特别的影响，风声鹤唳的“文革”十年，他一心沉入绘画的巨大诱惑之中。1972年被国家选送参加加拿大国际博览会的作品《牧鸭》，主题来自粤东水乡生活的感受，画法兼取传统的“没骨”和“双勾设色”画法，构图却采用焦点俯视，近景的紫藤和群鸭描绘体现出他娴熟的海派笔法。严格来说，这不能算一幅典型的花鸟画——在花鸟画中，已经融入了人物、山水、风景画的构图和技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这幅画，彰显了古老的中国画艺术异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当然，也正是这幅画，改变了方楚雄的命运，同时，预示着他今后努力的方向——他在花鸟画实践中，已超出了传统花鸟画的折枝范式，在整体氛围的营造和具体细节的刻画方面，已综合了西画的时空概念和传统写意画的线条风格与笔墨气韵！

方楚雄国画作品《古树参天》

1975年，方楚雄进入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后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绘画系学习，老师中既有岭南画派画家黎雄才，也有水彩画家王肇民以及新中国画人物画的重要画家杨之光等。素描和色彩训练、临摹中国古代名画（其中包括大量的宋代院体工笔花鸟画的仿真印刷品）和野外写生，是方楚雄这一时期的主要学习内容。这种现代中国学院式的训练，有效地提升了方楚雄的写实造型能力，同时，使他获得了比在粤东时期更广阔的艺术视野。他的写实能力，得到老师们充分的肯定，有的老师甚至鼓励他往人物画发展——因为这毕竟是社会主义中国绘画艺术的主流发展方向。但方楚雄似乎没有这种雄心抱负，他更乐于选择他在少年时代早已为之神往的“齐白石爷爷”的花鸟世界。当然，没有在广州美术学院的这种训练包括毕业以后长期在这所学校担任教师的经历，方楚雄在艺术世界旅行的人生境界，肯定是另外一种风光。

在最近与方楚雄聊天的时候，方楚雄特别提到，迄今为止他的绘画实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70年代、80至90年代和最近的十年。这至少说明对他个人来说，他对自己的阶段性努力的方向感始终是清晰的。但作为读者，不一定这样看，我们认为，至少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以后，方楚雄努力的倾向始终朝同一个方向不断推进，那就是：将传统的笔墨修养与西画的写实主义理念融为一体，以真实地再现他感兴趣的花鸟（当然包括动物）世界的美。因此从这一角度，说他是一个具有唯美主义趣味的当代花鸟画家，我想不会贬低他的努力的价值；而事实上，在这一领域，能够像方楚雄这样以自己切实的绘画工作而非画外的“炒作”功夫获得所谓“雅俗共赏”的画家，在当代中国阵容空前庞大的画家队伍中，无论任何方面能够与方楚雄相持并论者，平心而论，屈指可数！

《乐园》

这也许就是方楚雄卓越的艺术创造能力的印证。他爱小动物，也不排除描绘鹰鹫狮虎，包括檐前屋后的闲花野草；在藤蔓缠绵、古木参天的原始丛林中，他同样能够找到丰满的感觉——那就是旺盛的生命活力和生物世界赖以延续不断的爱。因此，所谓“兼工带写”只不过是我们描述方楚雄的绘画时能够权宜使用的苍白的语言外壳，在这一结构中，向往自然与人和谐的关系，才是真实的内在精神空间。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过度发展已经严重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立足点的时候，318艺术家方楚雄的绘画世界差不多也将变成一个遥不可及或者更富于“预见性”的传说—无人叩问的乌托邦神话。这，可能也正是方楚雄的艺术世界特别令人值得回味的理由之所在。

20世纪50年代的“神童”，早已成长为“神父”并且荣登了“教宗”的宝座。这不是神话，而是发生在方楚雄身上的真实的故事——他的艺术的崇拜者、模仿者甚至朝拜者、传道者络绎不绝于路；在混浊喧嚣的尘世中孤独无助的灵魂，都希望在这位艺术家创造的世界中寻求片刻的歇息与慰藉。这是当代中国画坛的奇迹，也是中国画艺术的骄傲！在方楚雄将庆六十大寿之际，我们想说：雄兄，你有福了！

（李伟铭系美术史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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