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晓凌
近几年,史国良关于西藏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气势宏大的构图,神态炯出的人物,墨色交融的画面,使人们在次领略到写实主义中国画所独有的魅力。史国良20世纪80年代在美术界已崭露头角,早期作品以扎实的写实功底,浓烈的生活气息和由此洋溢出来的青春朝气,在汹涌而来的现代美术大潮中,为写实主义中国画争得了一席之地。经过数年坎坷生活的磨砺,史国良在八大、虚谷、弘一等大师的精神的感召下,步入了一条一画僧的方式来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追索艺术真谛的道路。
自徐悲鸿20世纪初为改造中国画引进写实主义以来,中国画在承担历史功能,反映现实生活方面杰作迭出、蔚为大观、先后产生了诸如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周思聪等代表性人物画家。从历史渊源上追溯,史国良的艺术属于这一谱系,在中央美术学院攻读研究生期间,史国良对写实主义中国画曾作过系统的研究,但写实主义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种造型手段,更是一种观念和信仰。无论个人遭际如何改变,他都始终笃守这一信仰。在近期的一个访谈中,他坚定地认为:“目前写实人物画处在一个发展的关口上,原来那一批老先生相继走了,现在的年轻人又没有很好的跟上来……老先生讲的写生国画人物画的三条原则(一是造型基础,二是传统,三是生活)全给忘了,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妥的。我现在还是在坚持写实人物画的创作道路,还是要坚持深入生活,融入到社会中去,以感受生活给予我的生机和活力。”
从风格演变上讲,史国良的作品可以大致划分为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不仅形式上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而且在主题上、意义和境界上也相去甚远。
80年代史国良所面临的课题是:既要以严谨的写实造型来塑造生活和人物,又要解决写实性造型和写意性笔墨之间的融合问题。进一步讲,也就是写实主义的结构、空间、体积、光影和写意性、表现性水墨有没有可能融合成一种整体性风格。这是一个大课题,自徐悲鸿以来,这个课题一直困饶着不同年代的画家们。写实主义中国画饱受指责,也是因为这一课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史国良的机智之处在于,他既把水墨当作塑造形象的手段,使之服从写实造型规律,又在衬景、衣服等处发挥水墨的写意、表现性功能,几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写实为基础、以写意为主导的抒情风格。从画面中投射出的,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情绪。可以认为,在解决写实与写意、造型与笔墨的问题上,史国良80年代的国画作品是最具有启示性意义的。
有论者认为,318艺术家史国良90年代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其身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估计大体上是不错的,但进一步深究,更应该认为,这种艺术风格和境界的转变——80年代那种生活之美的表达转换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这个角度上看画僧的身份、意识和他关注现实、关爱众生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史国良笔下展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佛、诵经、劳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并没有太多的宗教式的凝重与悲剧意味,而是充满了感受本真之后的欣悦之情,这和史国良80年代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时期国画作品形成的显著变化是,在写实造型和写意水墨之外,引入了大量的装饰性要素。西藏瑰丽庄重的佛教壁画、唐卡、图案、服饰、器皿均以辉煌的装饰性丰富了画面。这演变可能出于两种考虑:一是适应西藏题材的特殊要求;一是史国良力图将汉唐时期的工笔重彩传统和水墨画结合起来,以创造出当代中国的一种全新风格。
注:张晓凌,1956年10月生于安徽。1979年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艺术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学者王朝闻、刘纲纪。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
318艺术商城
编辑部